因为中国没有足够渠道提供给平民关于农业发展的书籍等信息，以至于大多数人看到温铁军就开始大喊“破除了西方经济学的迷雾”。然而农业经济学是早就研究烂的东西，对于所有发达经济体（尤其是国情类似的日本和法国），早就完成了农业经济学的核心目标——提高劳动者的收入问题，现在的主要目标都是在降低财政负担的情况下稳定劳动者收入——实现农业结构性转型。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只要整理所有和中国国情相关的国家的农业转型政策，自然而然就可以推出合理的农业指导政策。农业禀赋更差的日韩在经济水平比中国更低的时候就完成了基本的农业改革，而中国却连大规模改革的意向都没有，自然不是没有专家来制定政策，而是政策实施空间有限。
我国农业问题真正复杂并且很难得到借鉴的地方，实际上三农专家恰恰没有提，那就是复杂的农业禀赋情况导致政府（未来）无法推行统一政策，至少未来半个世纪都将会成为我国农业问题的关键制约点。例如我国如果进行对标城市居民收入的农民收入补贴，农业禀赋更好的东北和华北必然获得大量补贴，反过来就会有搭便车的问题。而大多数西部地区的农业结构更加落后，必然获得更加多的补贴，必然要走小而精农业的江南地区恰恰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会出现后者补贴前者的问题，而两者政治影响力差太多。
当然即使是这种非常特殊的情况，依旧有成功的发展经验可以借鉴，那就是欧共体-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Common Agricultural Policy，CAP），无论是欧共体早期的转移支付导致农民致富，还是欧共体末期的去补贴化、去保护化和集中化的农业结构性改革，还是本世纪初欧盟东扩带来了大量落后的农业国，都有很大借鉴意义。要知道欧盟东西的经济差距甚至比中国东西部经济差距都要大一倍，加上欧盟的财政资源更少且能动员的政策工具更少，也就是说欧盟农业改革实际上要更加艰难，这对于农业改革非常谨慎的我国反而更重要。虽然这些改革借鉴作用比三农专业多多了，然而我国目前几乎没有共同农业政策的书籍。甚至于百度百科只有一个引用，这一个引用还是《财经大辞典》。这种匮乏的知识环境下，中国人纷纷鄙视“西方经济学”经验，吹捧温铁军的三农治理，难道不正常吗？
实际上不管是三农专家还是红头文件，都不可能对目前我国农业现状起到肉眼可见的改变，最多只能修修补补，这个原因在于农村的政治地位低于城市地区。实际上早在我国建国的《1953年选举法》，我国农村居民的选举权只有城市居民的1/8，即使两者都是所谓的“名义选民”，这种做法依旧显示着前者政治地位是大大低于后者的。政治地位较低，那么自然会导致经济地位更低，因为政治地位更低的一方没有政治能量会游说政策，就无法使用政治行动来弥补自己的经济弱势，这种博弈会导致城乡二元化的自我延续。即使是2010年实现了平等选举权，这种实际上的政治失衡依旧没有被消除。这是我国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从三农反向补贴城市消费者这种现象往往出现在社会主义政体的原因。
这种城乡政治力量失衡的博弈格局，导致寄希望于改革来削弱三农问题，是不可置信的。既然农村的政治影响力弱，那么政治代言人的势力自然就弱，就无法推动损害城市利益而增强农业利益的政策。只要农业改革损害了政治实力更强的城市利益，就根本无法推行。实际上这不仅无法逆转这种政治力量的失衡，反而不平衡是不断强化的。而我国农业利益代言人最强大的时期是2003-2012年，因为这段时间平民派对精英派在最高层中的力量对比是4:5，虽然这种势力依旧不是多数，但是成功利用当时的国内外的经济环境，推进了很多重量级的农业利益相关的改革。
所以，真正的代表农业利益的改革能够成功推行的话，必然有两种特征：（1）一个是汇聚各种力量的农业利益的政治代表能够压过反对派，可能是因为政治力量的变迁，也可能是外部的重大冲击，或者内部的巨大动乱；（2）无法大规模削弱政治势力更加强大的城市利益。倘若城市利益更加分散而无组织，而农业利益组织更加集中，那么即使是政治力量和政治利益代言人的势力更弱，依旧有可能改革成功。
这就引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农业利益，第二个是为代表农业利益的改革为什么会损害城市利益。
之所以称为农业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农民利益”、“农村利益”等，实际上是因为利益组织往往是以产业的形式组织起来的，而通过农业改革获得的租金分配，依旧取决于利益集团内部的成员力量和博弈情况，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就分配到农民和农村了。韩国军政府和巴西等南美军政府都是向农村输入利益，前者使得农民和农村普遍获得了利益输送，而后者获利的则是大地主，大地主甚至不一定住在农村。这背后原因其实是韩国和南美的农业结构不一样，前者经过美国军管政府和李承晚政府改革后形成了分散化的土地结构，而后者则是殖民时期就诞生的集中化的土地结构。一旦产业利益存在着一小撮拥有垄断代表权的群体，那么利益分配就会严重倾斜于这一小撮利益集团。
而一旦是土地结构分散化，很容易形成托克维尔所称作的原子化的社会状态，反而无法催生出代表农业利益的强大政治势力，这时候就需要集中化的农业代表，也就是日本和法国等国的拥有巨大产业集中度的农业协会。这些农业协会一方面要远离政府，因为其他政治群体可能会影响政府，这时候紧密联系的农业协会和政府可以串谋出卖农业利益，这就是所谓的“内部人问题”——防止拥有执行权的群体出卖拥有所有权的群体，这经常出现在股权改革不足的国家（例如有企业所有权的股民韭菜们，所以单纯资产入股的农业改革不可行）。另一方面，农业协会又要离政府足够近，来维持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并不时推动牺牲其他利益群体的农业政策。所以农业协会往往是以准官方的组织形式出现的，但是又有着相对民主化的结构，以保证能代表广大农民利益。
而代表农业利益的改革为什么会损害城市利益这个问题，则非常明了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关键在于财政转移，所以必须要牺牲城市利益才能保证农民收入，可以参考我之前的答案。即使是农业禀赋非常发达的美国，实际上也依赖于财政补贴才能保证农民收入。因此，各国的农业改革必然有一个大规模补贴阶段，随后会推进一个长期的农业结构改革，以逐步提高农业竞争力和削减补贴。
苏联和我国都曾经采用过农业集体化，为什么反而效果不是很好呢?所以，我国的问题恰恰是财政补贴的规模对于农民来说还是不足，依旧要增加补贴规模，同时辅之以大规模农业结构性改革，快速集中土地等要素，以期望快速提高农业竞争力且降低财政负担。而直接的财政转移实际上是消耗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来源于纳税人，而纳税人主要集中在城市——毕竟农民消费不起，根本付不了多少间接税；而通过增加农产品价格来隐性补贴，实际上还是损害城市居民的利益，因为大多数收入较低的农民肯定不舍得买水果买肉，那么隐形补贴还是要集中于城市。
而由于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国际贸易高度发达的阶段，而不像主要发达国家制定农业政策的上世纪下半叶，单纯的直接财政补贴并不可行了，尤其是WTO等组织有农业补贴的规模限制，所以唯一可行的就是提高农产品价格实现消费者转移到农民的隐性补贴。
同时想一下农业的贸易保护问题，农产品贸易关税化实际上是上世纪90年代随着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推进才成功落实的，在此之前各国的农业保护往往不使用关税保护。日韩所经常使用的是定额进口，只允许一定额度的农产品流入国内市场以保护国内农产品的价格；而欧共体当时使用的是”门槛价”和“差价税”，门槛价就是最低进口价格——以降低外国农产品的的竞争力；而差价指的是共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和世界市场价格的差值，那么差价税就是对进口农产品征收的一个两者差值——外国农产品价格一般不会低于共同市场上的农产品价格。所以，中国实际上对于农产品市场保护相对于过去的发达国家来说，依旧是有限的，为了保证农业利益还得提高农业保护程度。然而一旦提升了农业保护，那么农业出口的欧盟反而对电子等制造品加税怎么办？很明显中国政府肯定就会放弃农业保护了。一方面，电子等制造业由大公司构成，组织更加紧密，更容易推进符合自己利益的政策；另一方面，减少失业和维持城市稳定也更符合政府利益。那增加对农民的贸易保护，还是政治不可行的。
所以，目前的农业改革不深入到将城市利益转移到农村利益是不可能成功的。而恰恰是城市利益强大，导致目前城乡二元化的格局，怎么可能又反过来推进削弱城市利益的改革？
单单看看一点较小的城乡利益冲突的改革，例如户籍制度。我国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政府会支持废除户籍制度，一旦要废除户籍制度，那么首先推进的城乡社保一体化，就会大大影响城市财政支出。而政府可以动用的财政支出减少了，就无法有效的收买“真正的支持者”了，从而就无法为自己谋求利益了。而这些真正的支持者恰恰一定不是来自于农村的。那么，现在的农村改革不反过来牺牲农村就不错了。我们可以看到一旦政府有动机为自己谋求利益，反而有激励去进一步掠夺农村。
这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什么是农业利益”的问题，我国目前的农业利益被太多真正拥有政治能量的群体所左右了，推进的三农改革根本不可能让农民明显的受益。这就是为什么成功进行农业改革的国家往往是农民都拥有很好的政治代表性的国家，而半官方半独立的农业协会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政治组织方式，尤其是在中央集权非常盛行的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而我国实际上也有着大量的农业协会，例如农业产业发展协会、农产品市场协会和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会等等，但是根本不可能起到作用，这在总工会和妇联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即使这两个组织领导人都已经是国家领导人级别了。可以看到一旦决定要推进农业改革，必然要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一方面改变我国农民的原子化状态，一方面要削弱不够代表农业利益的政府对于农业的不当管控，短期并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一旦推进牺牲城市利益而补贴农业利益的改革，一个重要的捆绑改革就是针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很多人批评粮食涨价了穷人就吃不起饭（且不说农村贫困率反而更高，农民根本舍不得吃肉吃水果），竟然没有人想想为什么中国穷人这么多，为什么财富分配不平等，甚至没有人想想为什么中国建立不起来高效率的粮食分配体系。要知道美国首创粮食券补贴政策，都已经是1939年了。而依赖于隐形消费者补贴农民的日本，这一套制度大概成型于1960年；而韩国则早在1970年就开始推进了隐性补贴的农业改革（经济水平相当于2003年），在1980年以前完成（经济水平相当于2015年）。要知道日韩的农业禀赋比中国都差多了，当时经济水平也比当下的中国更低，中国不可能是没有能力学习的。
而美国和日本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同时，必然也要对弱势群体进行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政治混乱。所以美国的粮食券和农业补贴都是同时出现在大萧条时期，而日本的农业补贴政策和粮食储备制度都是在50年代开始逐步设计的，也不可能说中国现在没有经济实力保证弱势群体食品获得权。
最简单的针对弱势群体的食品获得权的政策设计是：设立一堆官方指定地点，认定好的弱势群体来到这里，经过身份验证获得定量补贴的粮食。只不过这种制度早就被证明效果非常差了，因为根本没法保证代理人会按照政府的意思去实行，由于经过补贴的粮食价格低于市场，肯定代理人有动机偷偷扣留然后去市场销售，这样子大量补贴就分配给代理者了；或者代理人可以拿一批低质量粮食来替换政府的补贴粮，这样就会赚取低质量粮食的价格和政府补贴粮的差价。政府往往再套一个监管机构，这个监管机构很快就腐败了，通过关系代理和监管者沆瀣一气，不时拿出来几个关系出问题的倒霉蛋来显示社会公正。
美国首创的粮食券制度创新点在于政府直接对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获得食品券的弱势群体进入市场购买粮食，粮食券可以抵扣现金，而粮食零售商拿到了粮食券可以去政府兑换现金。由于出售粮食给穷人和富人的收益是一定的，店主也没有动力提供给穷人低质量粮食了。而一旦弱势群体实在是太缺钱了，还可以出售粮食券换取现金，这增强弱势群体的消费力。
而日本的粮食分配系统则是利用了粮食补贴制度，由于早期农协是完全负责粮食流通，并且粮食可以获取消费者隐性补贴，这样子粮食的市场价格会因垄断而提升。而政府在购买储备粮的时候，选择以低于市场价格购买，那么农户肯定只会出售低质量粮食给政府。因此，政府就可以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水平来出售低质量粮食了，而需要低质量粮食的肯定是弱势群体，这种区分消费者的政策可以保证政府补贴的低质量粮食分配到弱势群体了；同时也不会因为政府出售的粮食价格过低，而损害农民的利益——因为农业政策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保证农民收入。
然而我国目前始终没有对弱势群体进行很有效的制度设计，例如精准扶贫等不能谈的问题，所以这方面改革空间有限。而目前中国的粮食制度是什么呢？不同于日本的“储粮买入价格制度”，我国实行的是“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实际上这种制度的应用范围更广，和我国国情非常类似的印度和台湾地区都是使用最低收购价格以保证农产品价格。
标准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是政府提供一个最低收购价格来收购粮食——大大高于当前供求情况下的市场均衡价格，通常情况下政府没有能力买入所有的粮食，农民会将一部分粮食以这个较高的最低收购价格卖给政府，另一部分以较低价格投放到市场。在印度，政府往往会收购主粮的1/3左右，自然价格是明显高于无干预的市场均衡价格，剩余粮食则让农民以市场价格出售。然而，我国的最低收购价格制度和其他国家的政策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目前是以“保市”的最低收购价格买入粮食，意思是以一个接近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收购，由于粮食价格存在巨大波动，所以这种政策能防止防止粮食价格变动对农民的损失，但不能使得农民收入明显增加。这种政策设计出现的原因是我国的主粮的绝对过剩，涨价的空间有限。
根据最低收购价格政策来进行分析。常见的最低粮食收购价格制度以高于市场价格收购粮食，政府获得粮食储备，理想情况下在低价购入，高价售出。如果为了不发生财政亏损，那么价格要高于最低收购价格，以转移财政亏空到消费者身上。否则会以高于市场价格、低于最低收购价格出售，由政府和消费者分担补贴成本。而政府不可能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那会导致农民未被收购的粮食价格大跌，从而收入受损。所以，这种直接补贴政策是从政府和消费者转移到农民，同时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
最低收购价格政策会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背后的因素有两个：政府一定要以高于市场均衡价格的水平出售，很明显农产品销售者会跟随涨价；由于政府收购数量过大，政府就会变成最大的垄断者和带头囤积者，而且分配效率更低一点，这会使得市场上的可用粮食供给降低，从而提升价格。一旦政府收购粮食过度、粮食储备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本应该大幅度释放供给，以防止不断亏损和平抑物价，而事实上政府往往投放粮食储备要比市场更加缓慢。一旦储备粮没有得到及时的释放，这相当于政府其实根本没有发挥储备制度作用，但是却直接出现了储备制度所力图避免的状况——粮食价格大量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在十年前，印度政府越是高价收购粮食，通货膨胀反而越是严重的一个关键原因，莫迪政府的去通胀改革手段反而是削减补贴和降低粮食储备规模。
然而我国目前粮食储备世界第一，拥有的储备粮食高达一亿吨。目前的农产品消费结构的条件下，这些粮食储备都足以让全国人可以消费半年，也就是说政府带头囤粮到世界罕见的情况下，主粮价格已经几年都没有增加了，这恰恰说明市场上根本不缺主粮供给。这时候恰恰应该先推进主粮的限产政策和要素集中为特征的农业结构改革，然后才能提高补贴水平。
实际上日本在1967年就实现了主粮大米的自给自足，然后是主粮的严重过剩，在1970年推进了大米的限产政策（称为减反政策）。最高时期，日本的人均大米产量是110kg，然而人均大米消费量现在都降低到了60kg了，自然农业协会要宣传多吃大米了。随着农业技术进步，就必然要进行严格的限产，才能保证农民收入，同时限产也有有利于降低补贴水平和政府财政负担。而我国目前根本没有推进限产政策的能力，实际上我国没有一个对农地进行统一管理的机构，但是农田确实切割成上亿块，这是不可能对限产政策进行有效监管的。之前也说明了这个机构为什么不能是官方控制的，所以这种能有效对于农业活动进行监管的机构往往就是各国“半官方”的农业协会。
而这种主粮逐渐过剩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推进主粮限产政策。随着经济发展，主粮等粮食的生产会逐渐过剩，而畜牧产品则会逐渐短缺，消费从主粮转移到它的替代品肉奶类。因为动物吃植物的能量传递效率更低，虽然粮食直接消费减少，但是粮食总消耗反而会增加，这种结构性的转移在大多数大陆国家都要依靠进口才能解决的。这也是主要的大陆国家中除了高纬度地区（人口少但是现在成功得到了开发），只有法国一个国家能实现粮食自给率超过100%。以中国的农业条件是不可能保证粮食自给率和法国相近的，要知道在排除高纬度国家的主要大陆国家之中，农业禀赋最好的国家其实就是法国了，甚至连农业禀赋仅次于法国的土耳其都无法维持粮食自给率超过100%。
因此我国也是像日韩一样已经放弃了主粮以外的保护，因为在农业禀赋有限和经济发展程度有限的情况下，同时保证主粮和肉类的保护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且也是冲突的——因为粮食其实往往是畜牧业的原材料，保护前者就会损害后者竞争力。只不过由于屠宰业和畜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了保证就业，我国实行的是进口大豆进行饲养的畜牧业。而日韩等国根本没必要浪费劳动力到这些低质量就业上，则直接选择了进口肉类等产品。而一旦选择对主粮进行补贴和保护，必然要选择放弃畜牧业的竞争力。因为一旦对粮食进行补贴，畜牧业就没有动力购买国内更高价格的粮食，否则就会降低肉类竞争力。而我国畜牧业先天不足，竞争力确实也差，实际上不仅粮食关税高，畜牧业关税其实也高，总体来说和欧盟日本的保护程度相近，以确保国内肉类有竞争力。这样子我国实际上能够采取的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唯一可以操作的就是在畜牧业高关税的情况下对进口饲料粮施加低关税，同时进行肉类补贴。根据贸易情况，在饲料粮关税和肉类补贴之间进行协调，一旦饲料粮价格低那么就降低肉类补贴，反过来则增加补贴。
而一旦主粮过剩了，确保对于主粮进行限产，同时也能提高畜牧业的竞争力。因为限产的同时集中土地禀赋，可以提高作为畜牧业原材料的种植业的竞争力。倘若我们存在限产的空间，怎么进行集中化的农业结构改革呢？
这时候我国的独特的问题就来了，由于存在城乡人口流动障碍，同时也是要素流动障碍，实际上还是无法有效分配农业劳动力。我国目前城市化率大概在65％，但是户籍城市人口只有45％，大量土地事实上抛荒或者是低效率种植的（尤其是在东南沿海），土地流转困难也导致土地难以集中。这都使得欧洲和日韩已经证明成功的农业发展进程，无法简单适用于中国，因为无法实现农业劳动力向高效部门转移并且兼顾农业结构集中化。
就这样子，中国的补贴虽然规模还勉强能看，但是效率低，直接补贴已经降低到了“保市”的水平，缺乏配套政策的隐性补贴政策无法实行，还是不能解决农民收入低的问题。而主粮严重过剩，无法清理库存，主粮减产政策始终无法实施，要素无法转移到去供给不足的饲料粮种植。无法对过多的小农进行限产，根本无法进行监管，也没有日韩那种集中化的产业协会。而没有政治改革的空间，也只能出馊主意找“农业中间人”乡贤回来。
在这种政治力量博弈的格局下，实际上三农改革空间是非常有限的，三农专家能提出来这种治理方针根本没什么好惊奇的。
而实际上这种现象依旧不是中国所独有的，有一些例子甚至众所周知，那就是大革命后的法国。法国在大革命后的长久衰落，往往就是被归因于创造的自我持续的小农经济。直到1960年，就像中国存在一批长期依赖土地的保守小农群体一样，当时的法国依旧有23％左右人从事农业，和今天中国的农业就业比例(24％)相近。同时，由于存在诸子继承制等土地分散化的政治制度，农地被高度分割。也就是形成所谓的农地小、地块小的“两小问题”，法国也已经成为一个农业竞争力差的进口国长达百年，迫切需要大规模农业改革。而1958年欧共体创建了共同农业市场，逐步削除农产品市场，留给法国的时间也不过十年，只有推进全面改革一条道路。
在1960年，新就职的戴高乐政府推进了《农业指导法》以进行根本性的农业改革，仅仅用了8年，实现了农产品市场的贸易平衡；3年后，法国开始成为农产品出口国；1983年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个最后进行农业革命的欧美大国，恰恰也成了最快改革成功的国家。在戴高乐执政时期，法国进入她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巅峰，经济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6％，而同期的农业增长竟然维持了相近增速长达十年之久。恐怕历史上也没有像法国一样大国，她的农业能维持如此高的增长了吧。
戴高乐的农业改革思路非常明确，就是集中农业发展的要素。政府进行资金的补贴是自然而然的，而重要的是提高土地集中度和劳动力素质。一方面戴高乐政府实行层级补助方法，按土地流转的性质、面积对农民实行不同的补助金额，这样子政府就可以对大农场进行高额补贴以促进土地集中，并且设立了最低耕种面积限制，排除小农场经营。为了加速土地流转，拿破仑民法典以来建立的诸子继承制被废除，只允许一个家庭成员继承土地，并且鼓励亲属土地入股、建立共同农场，组建大型家庭农场。对流出土地和流入土地的农民都进行财政补贴：对于55岁以上的高龄农民愿意放弃土地经营或者所有权的，发放终身遣散补贴（indemnité viagère de départ)，提高他们的养老金规模；同时对流入土地达到规模标准者给予优惠信贷和财政支持。对于转业来经营农业或扩大农场规模的青年农民，给予大量的财政补贴，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这些改革导致了巨大的土地集中化效应，仅仅在戴高乐执政的后期（1962-1970年）就有30万人领取了终身遣散补贴； 长期来看，总共有44万人领取了补贴，占农业劳动力的20%，25%的全国农地被重新整理。
此外法国还建立了非营利性的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Sociétés d’aménagement foncier et d’établissement rural），用以购买小块土地或农场，并且转卖给大农场主或有经营能力的农场主，在政府监管下促进农地集中化的流通。这种由政府监管的土地流通公司是由公众有限公司（主要股东是专业农业组织和地方当局）、政府代表（农林部门和财政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以保证各方利益和政策意志的贯彻。
毫无疑问，戴高乐是时代的英雄。一方面欧共体削弱了农业保护并且创造了巨大农业市场，另一方面欧共体的共同农业政策可以促进法国农业的现代化，他通过重大改革抓住了两者机遇，使得法国一跃成为欧洲农业霸主。然而根本上依旧无法忽视法国自身历史的进程，法国农业的重大变革终究是历史的产物，这是隐藏在法国农业改革的第三条暗线。
曾几何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君主国剥夺了农村自发组织，雅科宾派进一步扩大专制。而马克思则进行了更深刻的分析：“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有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他们雨水和阳光。。。”
因此在法国形成绝对君主制和大革命后，除了1794-1800年的朱安党人起义 （chouannerie）——保皇党煽动不满大规模征兵的农民反抗共和国，农民很少会被组织起来武装对抗政府。这种现象持续了整整一百年，直到第三共和国的末期。在1920年代，法国经历了仅次于战后繁荣的大规模经济增长，然而在1925年-1929年，法国的农产品价格反而跌了接近25%，在农村产生了巨大的债务危机，之后又是长达十年之久的农业萧条。加上当时农村出现人口剧烈流失，在农村引起了巨大的恐慌。这暴露了法国三农问题下的根本问题，也就是三无代表问题——无官僚代表、无民选议员代表、无农业组织代表。由精英大学毕业且逐渐升迁的官僚不会在意农村利益，而当时大多数议员都不是出身于农村——如果是出身于农村的地主或者乡贤式的农村旧贵族精英，恐怕反而会更糟糕，而当时的农业组织则很清晰得代表集中组织起来的农业企业的利益。在当时，只有极少数真正的小农出身的农业工团主义者（如参议员Joseph Faure）代表农民利益，但是一方面缺乏实权一方面又难以兼顾平时的耕种活动。
然而随着20年代末的经济萧条和共和国在一战后的大失血，转机终于出现了。一位被墨索里尼所鼓励的法西斯主义者Henry Dorgères发现了时代的变化，在1927年率先挺进农村，进行大规模民粹主义的农民动员，目标直指武装推翻共和国。这批被称为绿衫军的法西斯分子，要摧毁乡贤式的农村旧贵族领导者，破坏传统乡村领导和商业利益者组成的农业协会，打击缺乏农村代表的政府权威，拒绝政府无理由干涉，对生产农产品的工厂进行一系列斗争，攻击这些工厂的罢工者和共产党人，组织原子化的农产品生产者对抗已经集体组织起来的买家。也就是将普通的农民动员起来进入政治舞台，甚至是创造了法国农民在政府门口使用拖拉机的“直接对话”行动方式，无论这一梦想是否实现了，在法西斯政府统治下，法国农民的组织化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维系法国统治时期，法西斯疯狂鼓吹贞德和农村美德，创建了工团主义的农民联合会（Peasant Corporation），每个社区组合为小的合作单位，进一步汇聚成大的区域工会，最终形成总的联合会。当然农业政策制定者们反对这一计划，因为这批制定者往往是既得利益者，所以才能登上政坛高位 。 地主出身的Guébriant组织了大量保守地主构成的委员会， 继承者Pierre Caziot也支持了一个保守背景的委员会，试图维持农村的原有社会结构，这使得农民联合会在1943年最终成立的时候，农民早已幻灭并且支持了共产党。尽管如此，法国农民的无组织原子化彻底成了历史，Caziot虽然认为自然形成的村庄应该作为农村的基本单位，这在当时称为为区域主义（regionism）。但是他强烈支持农业为基础的社会政策，也就是“回归农业”政策：包括限制农村向城市移民，并且确立了家庭农场这一现代化农业单位；同时向农民提供了补贴和贷款，鼓励农民从城市回到农村，并且提供农村现代化住房。同时在针对农村的社会政策上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Caziot重新制定了教育法，向农村儿童提供农业技术基础教育，以培训更多的农艺师。同时加强农场的集中化，重新分配零散的土地，也开创了农业农场化的历史。
等到了自由法国军挺进巴黎后，戴高乐控制的临时政府开始接管农村力量，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恰恰是法西斯头子Henry Dorgères的死对头社会党人François Tanguy-Prigent。小农出身的Tanguy-Prigent在24岁时就已经当选议员和组建农村合作社，并且负责了维希时期的地下农业工会组建和抵抗运动。在1944年，年仅34岁的他将全国所有的农业工会整合成了现在被称为全国农民总工会的组织（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s syndicats d’exploitants agricoles），其包含20000个以上的地方农业工会和22个地区级别的大型联合会，因此这个第一大农民协会成为了一个准官方的强大游说组织。
而1948-1958年的莫内计划和伊尔斯计划，已经充分体现法国农业利益的不断增强。虽然本意是推进法国在工业领域的地位并且击垮老对手德国，但是通过促进农业机械化和推广肥料依旧使得农业竞争力不断增强。法国谷物已能自给并陆续增加出口，并且为法国接下来的快速现代化做好了铺垫，而戴高乐是最终的那个将国内变化和国外变化相互融合的人，这才能彻底改变法国积弱贫穷的农业现状。
而目前我国实际上很多地方完全可以借鉴法国经验，例如经济水平有限并且增长受限的东北、华北、内蒙古、新疆甚至四川地区。然而即使是这些地区，目前的农业政策方针还是老一套的保证粮食等等空话，这不是政策的问题，反映的是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所说的深刻集体行动困境。就算是自然禀赋要好得多的东北和华北，改革所需要的财政资源也更少，目前还是没有推进有效改革的意愿，更何况是农业禀赋要弱很多的中西部落后地区。。。还是不要抱太多期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