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秋：如何看待周雪光及其疫初英语访谈《新型冠状病毒危机暴露████》？

恕我直言，这类的访谈，研究，贯穿整个新中国史，而且绝对

不是社会学，还包括经济，法律等等一切的一切。

有著名的法律学者讲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在历史上，社会流动性太好了，中国就应该阶层固化，因为阶层固化让大家都没得跑，所以大家就只能停留在原阶层，如果大家只能停留在原阶层，那么为了本阶层的利益，就必须对抗，​在对抗与妥协中，宪政就诞生了。

所以中国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当年搞了科举制，让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而阶层流动本来就不应该。

从某种意义上说，你还不能说他讲的是错的，因为他的说法可以自洽，但是一听就不似人话，怎么​都觉得不对劲。你不一定知道为什么他说话那么“诡异”，你可能也不一定能想到​如何反驳，但是你就是觉得这不似人话。​

张五常当年提出过中国是“县域经济竞争”，认为这是自己的独特创见，区别于欧美的联邦主义，虽然我说过张五常很多问题，但是这一点他算好的了，因为他好歹还搞出了一个新东西，而我们的经济学家呢？赶紧说了“所谓的县域经济竞争就是中国式联邦主义”，然后发期刊。

其实不但是在研究这个是这样的，连研究马克思都是这样的，记得“封建制”在中国引发的争议吗？老马没说这是中国，人家研究的是西欧，那中国的学者怎么样呢？硬套，套了以后浑身不舒服，为什么不舒服，因为历史本就不一样，中国历史和西欧历史在各个层面都出现较大的不同，后来封建这个词干脆被泛化，指的是过去的一些旧制度旧思想，但是在把这些和老马明确写到书里面的词比较，这能是一个词吗？压根就不是。

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中国的人文学科的教授都那么懒惰，都不愿意去做一些真正的原创性的研究。

在我看来—-我个人意见啊，中国和外国有个明显的不同，在于论述政府的责任方面。

在中国是以解决问题为驱动的。

在西方是以阐述合理性为驱动的。

在中国就是“出了一个问题”，“看是否能解决”，然后“解决一个问题”，至于合法性论述问题，不论述，直接丢给宣传部门。

在西方是“出了一个问题”，“然后看这个问题是不是合法的存在”，论述这个问题“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至于解决问题那就很简单：不解决。

解释一下西方是怎么发挥这一套的，比如说枪支问题和犯罪问题，实际上大家都清楚，一个犯罪分子拿到枪，他所带来的杀伤力绝对比刀什么的厉害的多，这是一个“问题”，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果是中国，那就收枪，收走了自然杀伤力就小了。

如果是美国，那就先论述

“为什么美国存在枪支”，

然后“美国存在枪支的必要性”，

再“美国枪支是自由性的体现”，

最后“枪支带来犯罪杀伤扩大的问题是这种自由性的必然代价”，

最后完美论证了“美国确实存在枪支问题，但是不需要解决。”

周雪光遵循同样路线，一开始是：

中国不符合西方制度所以导致这类的问题

哪一些不符合呢？当然就是权力和资源过度集中。

假设权力和资源不过度集中，那么中国可能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等到疫情爆发到收势不住，又怎么办呢？

那就《评价疫情防控切勿“以成败论英雄”》

类似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类的东西在欧美各个论坛多的是，很多欧美人，不光是政客，包括普通民众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以死，但是就是不能防疫。

当然我们其实都清楚：没有人愿意被拘束，中国人也是人，中国人也不例外，欧美人之所以不在乎，不是因为他们真的不怕死，大多数这么表态的是年轻人，本身感染就低，至于老人，who care？

中国之所以能够封城，是因为政策可以被强力执行，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至于论述，再次丢给宣传部门。

某些带有意识形态的媒体，则干脆吃相更难看一点：这不是美国的问题，这全是特朗普的问题，要是没有特朗普，那美国就会如何如何……最典型的就是纽约时报。

但是德国没有特朗普，为什么德国也没好到几分钱呢？

纽约时报会和你辩论这个问题吗？别做梦了。

疫情暴露出来的问题是非常深层次，有一些东西是欧美学者都不敢想的东西，这是他们赖以控制世界舆论的利器，而这个利器是不能失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