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蒋当年自苏联回国后，在赣南有过尝试。而蒋介石当年，调小蒋去赣南，既有意放小蒋出去锻炼，同时让自己的儿子在赣南进行某种试点的探索。
1939年的赣南的情况是什么呢？
蒋经国上任前，这里是江西的化外，各军阀占山为王，各霸一方。……地方土豪劣绅 ，封建头目，高墙壁垒，拥兵自据。天大，地大，除了总裁就是他。买卖兵役，乱增捐税，成为常事。烟民的数量超过6位数。赣州城赌场规模不亚于澳门。圩子巷笙歌喧天，日以继夜。许多地方民匪难分……商贾大号掌有乡村大量的良田。民众的绝大多数斗大的字难识一担。难童、游民无处安身。
——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
1939年6月到1944年6月蒋经国担任江西省第四行政区（辖赣南11县）行政督察专员和保安司令期间，他提出了“建设三民主义新赣南”的口号，决心实现“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
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查禁烟赌娼，修明吏治，发展经济，兴办教育……并明确宣布：我们的敌人是土豪劣绅、封建势力、盗匪、流氓、奸商、汉奸和自然界的许多阻力。
蒋经国在专员公署设立人民控诉室，接待民众控诉。大门口张贴大字布告：凡人民有被欺压或有冤情者可来专署控诉，不能用书面者，可口头控诉。“一时告状者门庭若市，有人大呼‘青天’ ”。
主政期间，蒋经国脚穿布鞋、草鞋，步行3000里路，遍访赣南11县的每个角落。后来，蒋经国回忆说:”在赣南，我一共步行了近3000里路。经过了974座桥，其中有714座是要修理的，有84条路是不能走人的。”
他先是下令各县限在一年内“禁绝烟、赌、娼”。之后，又成立了“查缉流氓土霸、抓赌、抓烟、抓娼”的特务处。此外，蒋经国还全力禁娼，下令停收“花捐”，关闭妓院，同时设立妇女工厂，安排失足妇女学习一技之长，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而当时，他看到了百姓无田可种，大量土豪劣绅把持和垄断着土地资源，为此决定进行改革。当时在赣南，光南康县、安远县的情况就极为严重。据统计：
1937年，南康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户的百分之六十；安远县靠向地主富户借粮度日者占总农户数的百分之八十。借钱度日者，南康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六十九，安远县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八十五。
为此，蒋经国按照“三民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的主张颁布《新赣南土地政策》一条，推行赣南的“土地新政“。 该政策规定：土地的分配依人口而决定，超额由中国农民银行照价收买，再转贷给佃农，地价由百姓开会来决定，分五年还清。
为了解决民众无力养家糊口及土地集中等问题，1941年冬，蒋经国提出进行扶植自耕农，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1942～1943年，小蒋先后在南康、上犹、信丰等县设立了5个示范区。
在条件好的地方，政府征收“非由所有人自耕的农地与私有荒地以及无主或无继承人之土地”，然后进行重划和改良，由无地或少地农民低价承领自耕，并由政府贷款给农民承购土地。在条件差的地方，政府则强行征购富户的土地并发放贷款给贫苦之自耕农购赎。
这一土地措施成效如何呢？
据方世藻《“赣南新政”概述》里讲：
据上犹广田示范区朱伦喜老人说：“在扶植自耕农前，早稻亩产只有350至400市斤。在这以后，土地归己、耕作更细、施肥更足。同是一亩田早稻，可以割到450至500斤稻谷。购买土地的钱，田地价较低，加上物价上涨，大部分农民在一年左右就还清了。每年公粮和田赋任务完成后，家里还有不少积余。生活比以前要好些。”
可以看出，这些“新政”的确有些成效。但这种“新政”对特权阶层的利益产生了挤压，尤其还是被一个加入过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太子爷”亲自推行。虽然还未在国统区全面铺陈开，但国民党的特权利益阶层受到的震动不可谓不大。由此，他们也忧心忡忡。为此，他们不惜冒着被”太子爷”仇视的风险到蒋介石面前告状，说蒋经国被赤化的太深了，这是在动摇国民政府的根基。蒋介石因此不得不出面干预，对蒋经国予以告诫，并限制其在赣南的职权。随着形势的变化，小蒋最后也被调离了赣南。而这些，就使得蒋经国想要继续推行的某些土地“新政”被迫搁浅，更无法继续向前一步。
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蒋经国的举措对于地主豪绅来说比搞土改的红军要温和的多。更值得玩味的是：这些当时被攻击称为“向赤化过渡”的政策，后来被台湾省主席陈诚于1949年任职以后在全台推行。
原本，蒋经国希望借助自己身份中所具有的“含金量”的声望与职权在握的官威，有一番作为。并以赣南十一县为起点，把所管的赣南十一县的经验推广到所有国统区。但正如后来因写了蒋经国的传记触了霉头，而导致其本人在美国被台湾国民党政府派人枪杀的旅美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评论的：
垄断土地的土豪劣绅，封建保守，要改革，只有斯大林的办法，才能彻底施行。（而）使大地主破产，国民党的根基即会动摇。而由“银行照价收买”，银行固没有这样大的财力，地主怎肯把土地换银钱，少了可作威作福的屏障。
总结下来，蒋经国的“赣南新政”的确颇有政绩。比如，在他治理的这五六年中，收编了地方武装，清剿了土匪，维护了社会治安。也做到了“铁腕禁烟禁赌禁娼妓，无论官民，如有违者，一同严处”的扫除黄赌毒的政绩。在经济上，他扶持自耕农、抑制土地兼并、分放土地，着重对日用必需品统购统销和计口授粮，防止奸商垄断居奇扰乱市场，同时还注意取消苛捐杂税，在1941年更是下令各县“不得擅行派款”，并严令将从前的各项非法捐款“一律废除”。在社会治理方面，主政赣南期间，他设立福利机构救济贫民、扫除文盲，大力发展教育、打击当地通过一夫多妻盘剥妇女的现象、改善监狱中的罪犯待遇。这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正如江南所论述的本质那样，他的改革触碰到了国民党特权阶层的根基，那就如同碰到了冰山。所以，他所做的注定要失败。而他的改革对于危机深重的国民党来说，算是微小局部的用药，无法做到医治根基。所以，国民党最后败退出大陆、败走到台湾，怎么看都是不出意料的结局了。
你想象中的土改是这样的：
一个军官带一个排，去一个村子，把地主喊过来，地契当场烧了，然后把全村的农民喊过来，按家按户分土地，农民们当场集体大呼：青天大老爷
真实的土改是这样的：
干部去了农村
先统计全村多少户，每户都少人？男人多少，女人多少，老人多少，孩子多少，姓王的多少？姓李的多少？如果把姓王的土地多人也多，要分给姓李的贫民，姓王的家族会不会发生骚乱？
然后丈量土地，旱地多少？水浇地多少？容易被淹的地多少？旱涝保收的地多少？贫瘠的地多少？山地多少？
这还没完，你还要考虑村与村之间的关系，人多地少的村和人少地多的村，如果相邻，之间又有互相嫁娶或者临时迁居，那就更麻烦了
而且地主就不反抗吗？地主家里快入土的老头老太太会拉个绳子脖子一伸，然后他的子孙抬着棺材就闹到村公所，干部能说得清楚吗？如果这位棺材里躺着的乡老是某旅长某师长的爸爸妈妈，这些干部的麻烦就更大了，这还算是消极反抗，主动点儿的就给你打黑枪了
你们估算一下这个工作量需要多少识字的干部能完成？要耗时多久？
考虑到蒋氏统治范围并不及全国，以蒋的老家浙江省为例，解放前一共大约有60个县城，当时人口大约2000万
浙江省当时的城市化率为20%左右，1600万农民即使按照简化版，至少需要配置30万的基层干部，这30万干部是否够用还是个问号，这30万干部还必须个个都是海瑞附身
这还没考虑到干部可能遭遇的各种明枪暗箭、糖衣炮弹
换个方向问：
你说为什么现在我们不敢让房地产泡沫破掉？（评论区也有人说没有泡沫 你说没有就没有吧。）
因为牵扯过于巨大。
蒋介石政府的经济是建立在地主豪绅上的，这是他的基本盘，不可能丢掉，一旦丢掉不战自溃。
参考一下现在的特朗普，一旦失去了基本盘，被几大集团联合绞杀。
哪怕他搞土改也不可能走斗地主那一套。
因为他的支持者，他的手下，他的政府官员，军队领导和地主的利益是一致的。
所以注定他的土改是要尽可能不损害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的。
而不损害地主利益，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地主把地租给了佃户，佃户交了可能好几年的租金。国家把地从地主手里买走了，佃户的利益怎么办？
或者说当时生产力低往往是一年收一年交租，大荒年就要饿死人。国家要买地主的地，地主会好心让农民把今年的粮食收了？放屁，人家直接会把粮割了把地买给国家，收回来给家里骡马吃都不会给农民留。
饿死泥腿子管人家什么事？
不枪毙地主怎么可能改的了利益蛋糕？这种情况下佃户都不会让你动地主的。
换句话说，今天国家宣布今天开始你成年就给你一套房，你说哪些人反对的最厉害？
一定是交了首付一直还房贷的人。
而谁想让房价起飞？除了开发商就是这些佃户。
但是国家要是宣布整个房地产大改，收归国有，从今天起有房贷也不用还了，你还过的国家退给你，今天起以后一人一套房。同时不许房地产兼并和私人买卖。
这时候佃户农民怎么会反对？
连996问题都解决了，没生活压力谁给你996。
但是人民支持就能这样改吗？不能，一改就全乱了。除非三战爆发重走历史周期律才会再来一次重新划分，代价更大。
现在理解了吧？
注：目前我国对于泡沫的处理方式是软着陆。
尽可能控制房价不上涨，等着经济追上来。
2021年在打工人眼里一千多万的房子得掏空六个口袋还40年房贷。
2050年打工人眼里可能一千多万自己奋斗三四十年就能赚回来。
90年距今天也不过三十年。
若宋江身边总是李逵、武松、鲁智深、阮氏三雄等人，便是想招安也不可能。
客气的会苦苦相劝，不客气的就会刀枪相见。
只有将卢俊义、呼延灼、关胜、徐宁、董平等人招致麾下，并委以重任，方能招安。
好在那些反对招安的都是没见过市面的土鳖，被恩情义气一忽悠，便中了道。让那些朝廷鹰犬成了梁山主流。
若一开始便是力主招安的人，那些出身低微的兄弟根本挤不进来。
若是如徽宗一般，身边尽是高俅蔡京之流，莫说底层兄弟，便是稍有良心的都近不得主公之身。
更何况陛下自己从小就好那个调调呢！
1947年10月20日， 蒋公在青岛励志社聚餐时发表演讲指出：
举一件事实来讲，譬如“分田”，要使耕者有其田。这本是本党的理想，如果照本党的土地政策去作，由政府贷款予佃农，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本，若干年后，佃农即可领得耕地，而成为自耕农。这个办法，地主与佃农双方都可以接受，本是很好的办法，而共|匪|偏不采取这个步骤，一定要“拔苗助长”，用强迫的方法，不仅强迫没收地主的土地，而且强迫佃农接受土地。对于一个有志气而自食其力的农人，这种不劳而获的收入，无异是一种侮辱！所以现在沦陷区内，不仅地主反对|匪|军，就是佃农也不满|匪|军！
据李以劻回忆，1948年12月29日其向 蒋公陈述淮海各将领意见，其中谈及土改：
我陈述据李弥说，共产党征兵容易，主要是它打土豪分田地，农民得了土地，就甘心为它拼命，李弥希望我党也采取这方法。蒋说：“分田地是共产党骗穷人当兵的手段，我们能如此么？”
据陈立夫回忆，1949年阎锡山一度“昏了头”要学共党“清算地主”，被陈立夫怒斥制止：
当此人心惶惶之际，阎锡山院长竟在行政院会中提了一案，完全像共产党的口气，要通过提案清算地主。我当时一气，就在会上说：“共产党还未来，我们就先清算地主吗？”经我一骂之后，阎院长才把提案撤回去。
为什么要土改？
难不成你还以为泥腿子的力量很强？
翻遍历史，泥腿子子出身，最终又窥得神器的统一王朝，也就是刘邦刘秀和朱元璋这样的特例。
秦汉之间，有人喊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然后就没然后了。
包括后面的汉新汉、汉魏、隋唐之间，农民军都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就像初恋一样，最早的最甜的最美的最开心的肯定是最不可能在一起的。
一般而言，改朝换代，说透了不过这样的:
当皇帝，得巧立名目，拉拢豪绅，纳税捐款。
他们交了，才能让百姓跟着交钱。
得钱之后，豪绅的钱如数奉还，百姓的钱三七分分成。
（不想三七开的有刘邦、朱元璋这两个泥腿子，想三七分成的给屠了一遍又一遍）
等到民国北伐的时候，农民运动如火如荼，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正是靠着这样的人心，北伐军满打满算十万人，吊打北洋各路军阀。但转眼1927年蒋汪政变，就被杀的人头滚滚。这时候何曾出现一只传统的义军打的蒋汪二人抱头鼠窜，直呼非战之罪？不也是没能走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怪圈。
再往前，太平天国和捻军算强了吧？（相比古代，太平天国的史料丰富的让人嫉妒，官军再也不能把屎盆子往农民军身上泼了。）正儿八经的农民武装。打的曾国藩几乎就要自杀，打的满人最后的嫡系力量僧王授首。
结果呢？不还是在士绅阶级的力量下被剿灭？天京陷落，直接宣告进入近现社会后，不可能再有纯农民武装可以夺取政权了。
所以为什么要土改？难不成还怕了泥腿子不成？泥腿子能成什么气候？和地主、买办三七分成不香吗（解放军打进上海，民地主和买办:刚进城就他妈开枪，这不是二八开能打发走的）？
特别是蒋介石所处的社会，生产力空前提高，军队开始变得廉价了，可以养的脱产职业化军队几乎是直线上升，泥腿子有什么好怕的？
而且军队的不但职业化，还专业化。封建社会，农民军如果全歼政府军，所得的刀枪剑戟拿上手就能用。那么进入近代呢？汽车怎么点火？怎么转向？炮怎么计算射程？怎么计算抛物线？
所以他有不土改的底气，也有不土改的实力。
蒋不是被农民，或者说被土改打败的，是被土改背后那非凡的组织能力打败的。大伙可以想想，在那个时代那样的条件下，把基层组织延伸到村，得是什么概念？他不怕农民，是因为农民就是一盘散沙，哪怕堆起来，也扛不住风雨。
打败他的，是加入了混凝土和钢筋的沙子，而不仅仅是沙子。
——分割
知乎其实有一个问题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美国政府为什么不怕美国人民造反，道理是完全一样的。
——分割
1934年红军长征，1949年解放军渡江，1949-1935=14。也就是说，南方存在14年的真空期。这个时期南方无太大的共产党力量领导。也就是说，这14年是是一个农民发挥自己力量的证明自己力量的一个绝好时期，但是这14年农民们做什么没有？在往远的说，西藏的农奴们做了什么？没有解放军进入西藏，都1949在了还在实行奴隶制，被剥皮，在解放军没进入西藏之前他们做了什么没有？难道我说的需要共产党的领导不对？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歼灭了多少国民党武装？占领了多大的地盘？都做了什么建设？请拿出数据来让我心服口服。
非要跟我在这里犟，就会扣帽子。我需要的是事实和反驳我的观点。只说我不看书，夹带私货，扛着红旗反红旗这又算什么？
一些人我让他罗列事实和我说话，看看回我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之乎者也看着挺好，就是没用事实说服我。
——分割
《让子弹飞》我个人觉得，完全可以封神。麻子去鹅城就是为了公平，公平，还是他妈的公平，于是公平了十年之后，现在的某些群体怕的时常在睡梦中都能惊醒，于是把所有能拿的权力全部都拿了……哈哈哈
在土改问题上，国民党不是不想为，而是不能为，无力为。
国民党内有清醒人士很清楚土改是一道国家工业化绕不过的必答题。
国民党也搞过土改。主持者是张静江，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浙江省主席。
张静江于1928年至1929年，在浙江乡村主持土地改革，赎买乡绅土地，均分给农民。因与党内乡绅集团的冲突，导致地方乡绅武装袭击国民党党部、刺杀土改专员等，甚至酿成叛乱。最终土改失败。这是国民党败逃台湾前，在大陆最后一次土地改革尝试。
张静江土改失败后，痛心疾首道：
“吾之败，非败于时，实败于本党同僚也。
土地之改革，并非激进党独有之政，亦应为吾等革命者共有之政。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激发农民支持革命的战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聚拢发展大工业的劳力;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破除乡村族权、父权的统治地位;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不能打破党内的乡土集团;
非改土地的归属权，迟早有一天，我们要败亡在这个上边!
今日吾败了，吾被党内乡绅们的代言者击败了。吾痛心，吾恐若干年后，吾党因此而败，败于激进派的土地革命之手! ”
认识到土改必要性与重要性的国民党人士，不乏其人。
一生强烈反共、至死不渝的胡适说： “我反对赤色主义，主要是反对他们废除民人资本和建立完全国家垄断这两点。具体到土地改革，甚至阶级之间的冲突，我是支持的。大土地所有者，无论其善恶，都注定被历史洪流所淹没。这是后进的工业国的必须选择，便是痛苦，也要做……”
郑道儒（原中华民国经济部部长，原中华民国外交部顾问）说： “土地改革不是列宁主义匪帮的专利，更不是赤色政权的专利。土地改革，是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快速转变的必由之路，是不以传统道德观为转移的。 大土地所有者集团，无所谓善恶，其本身，对于工业化转变，是具有原罪的，是必须执行死刑的，是不可饶恕的。 无论对传统田园生活与乡绅美德多么留恋、多么赞美、多么仰慕，也不能做为保留大土地所有者集团的理由。 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有偿转让，乃至部分无偿转移，是在缺少殖民地经济的条件下，大工业文明碾压小农经济的必然政治觉层。 它不应承担道德评判。”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1961年4月有一个《和老友们的心里话》，其中说：“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总统(蒋介石)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就是这样，国民党在大陆不土改，不是不欲为也，是不能为也。是因为动了“我等老贼”、“满堂守财奴”的蛋糕，受到强烈的反抗，欲为而不能为。
自张静江主持浙江土改失败后，国民党只有动嘴，而再未有动手的能力，只能眼睁睁着看共产党完成此等伟业。等蒋介石跑到台湾后，国军军官和国府官员都没了土地，来自上层的阻力消于无形，终于可以放手发动土改了。
1949年5月25日蒋介石到达台湾，之后在接见当时的行政院长阎锡山时，他承认 “自己领导无方”、“诚无面目以见世人，决定不再闻问政治”。蒋介石此前曾多次下野，只是以退为进，他这次说“不再闻问政治”也只是随口说说。
6月16日，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要当以新的精神、新的制度、新的行动，以迎接新的历史、新的时代、新的生命、新的使命，奠定新的基础。”
次日，蒋介石决定“以三事恢复人民的信心”。其一为编训一个有主义、有思想、有纪律、有精神的能战之军队；其二为提出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其三为“有明确坚定社会性之理论（民生主义）领导军事与政治”
此时的蒋介石及国民党内部分高层都已经意识到：其在大陆的溃败，很重要的原因是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而其根基便是土地问题。
8月24日蒋介石飞往重庆，当时国民党在大陆还保有部分地区做最后的抵抗，计划以四川为样板实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但蒋介石应该也知道，此前几十年他都在尝试的土地改革都没有取得成功，如今在大厦即将崩塌之际，提出在四川土改的计划无非是掩人耳目，他真正的指望是在台湾。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在1948年便受命前往台湾，为国民党退出大陆做好准备。1949年初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提出“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最高原则。
10月25日，蒋介石发表《告全省同胞书》，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贯彻民生主义”。
对蒋介石和陈诚等人来讲，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头等大事之一，而对于这次土改，如果把蒋介石比作董事长的话，陈诚便是CEO。
一、背景
1、现实问题
由于连年的战争，当时台湾岛内的经济已经破败不堪，1948年工业生产总值仅为1941年的59%，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同时物价飞涨，1948年物价上涨率为1144%，1949年为1189%。
而此时岛内的人口又急剧增加，1946年岛内人口624万，到1950年初达到790万，这还不算60万入台的国军，这无疑对台湾经济是一次严重的冲击。
在政治方面，国民党内有权有势的人部分避居海外或港澳，退居台湾的仍然派系林立斗争不断。
军事方面也是残兵败将、士气低落。美国总统杜鲁门采用“等待尘埃落定”的政策，切断了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
蒋介石面对在台湾的这一新局面，也算是痛定思痛，要实行改革，而土地政策便是其中之一。
台湾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农业人口占60%。日占时期实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政策，二战结束后台湾光复，但土地制度仍被保留下来。当时台湾耕地81.63万公顷，地主占农业人口的11.69%，占有土地56.01%，而农民人口占比88.31%，占有土地仅为21.57%，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土地的佃农和雇农。
农民向地主交租率一般都在50%以上，有的甚至高达70%，使得农村的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由于地租高，对于土地投资十分有利，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冻结于土地上，限制了向其他行业的投资，阻碍经济发展。
2、优势条件
二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重建经济，美国出台“马歇尔计划”，包括台湾在内的不少国家和地区受益，韩战爆发之后，美国重新对台湾进行援助，从1951年至1968年间，在各个领域共支援14.8亿美元。
而国民党退居台湾之时，也从大陆运来了约3.7亿美元的货币，同时手上还握着从日本人那里接手而来的17.6公顷的土地，占全岛耕地面积的21.6%。
且国民党在土改方面也有一定社会基础，孙先生早年便提出过“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理论，利用孙先生“三民主义”声望无疑是一把在执行土改过程中的利剑。
其实蒋介石过去几十年在大陆便推行过土改，一直不能成功的原因在于国民党本身就是大地主的代表，比如四川的刘湘、刘文辉、刘文彩家族，既是大军阀、大地主，又是“党国”要员，实行土改就是要动地主的既有利益，如此盘根错节的国民党，如何能推行这一改革。
又比如1948年时，蒋介石看了M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意识到G军能打胜仗就是因为给农民分了土地，士兵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仗勇猛。于是蒋便下了一道命令：凡是G给农民分了地的地方，国民党收回以后，承认既成事实。
当时蒋在江苏找了四个县做实验，结果这四个县地主立马不干，给蒋和南京政府写信请愿，大概意思就是说自己8年抗战支持国家，把日本人赶跑了之后又被G斗争分了土地，现在咱们支持你国民党，你要是得胜了还要承认G的土改、分我家产，这岂不是狼心狗肺吗？这样一闹，这个实验便做不下去。
同时，在大陆期间，战争不断，忙于应付战争都应接不暇，喊“土改”也只是一句没有决心的口号，所以国民党在大陆的“土改”是完全不具执行力的。
而如今在台湾，国民党内的大地主已失去了在大陆的土地，对蒋来说如同除去一座挡在面前的大山，同时又减少了在战事方面的分心，确实是一个可以大刀阔斧进行土改的好时机。
二、土改的实施
1、分序三部进行
第一步：三七五减租
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手中便掌握了部分“公地”资源，从1947年起便开始将这些“公地”放租给农民，地租为25%，比起农民从地主手上租的50%至70%的地租大大减轻了，且租期为6-9年，对农民十分有利，成为土改的序幕。
1949年，陈诚推行“三七五减租”，即：地租不得超过田地本收入的37.5%，核定当年的田地收获量，从总收入量中扣除25%生产成本费用，余下的75%再由租佃双方对折，均得37.5%，原租额高于此数者，必须调至37.5%的标准，地主不得任意提高租佃条件，双方订立书面契约，租期不得少于6年。
如此一来使得农民身上沉重的负担大大减轻，至1949年底，平均地租减少11.3%，受益农户达29.6万户。
陈诚当时执行这项法令的时候决心毅然，前面是请地主们吃饭做开导工作，同时身后又以60万国军作为后盾，对不配合者绝不手软。
三七五减租刚开始的时候，陈诚就在由大地主组成的省临时议会中公开表示：“我革命了一辈子，没有看过不爱钱的富绅，但也没看过不要命的地主。”说话间锋芒毕露。
当时宜兰县有个陈姓地主，对三七五减租非常抵触，减租刚刚进行的第二年就以其儿子需要工作场所为名，威逼佃户提前退租，佃户生计无望服毒自杀，政府得知此事后立马就办了这个地主。
这是第一步，减轻了农民的地租负担，但土地所有权仍不在农民手中。
第二步：公地放领
从1951年6月起，当局通过有关条例将公有土地所有权逐步转为农民所有。这些所有权转移并非无偿，而是当局以贷款的形式将土地转卖给农民。
当局规定：放领的地价为购得土地全年生产物收获总量的250%，农民分十年交清后即可获得土地证，土地完全归个人所有。
从1951年至1976年分9批放领，共放领土地近14万公顷，受领农户28.6万户。
开始此项工作之前，陈诚动员了2800人，耗费400多万元进行地籍总清查。1951年6月4日，陈诚提出《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为了促使“行政院”通过关于放领公地的实施办法，陈诚事先发表谈话，强调“农民是需要土地的，农民的生命寄托在土地上，农民有了土地，生命才有寄托。我国农民占人口最大多数，他们生命都有了寄托，然后天下才能真正太平。”
这些公地是从日本人手上接过来的，所有权属于国民党政府，共有16万公顷，占台湾全省可耕地面积的五分之一，可以说国民党当时就是台湾最大的地主。
当时台湾的官僚及地主们得知要土改，都等着看国民党的笑话：要让地主们把土地让出来，行，你国民党就是天字第一号大地主，要让你先让。
但没想到的是，老蒋这次是真下定了决心，真就割下一大块肉，把公地给让给了农民，使得官僚地主们大跌眼镜。
“公地放领”这一步使得许多农民受益，也向地主们做出表率，但毕竟“公地”资源有限，受益农民的范围也不大，还没有从根源上动摇以往的土地分配制度。
第三步：耕者有其田
“耕者有其田”是孙先生早年提出的口号，即以限制、赎买的方式解决中国农村的土地问题。
1952年7月，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实施“耕者有其田”的政策。规定：每户地主可保留水田3甲或旱田6甲，超过此数的田亩由政府征收，再将所征收的土地转放于农民。
这种征收不等于没收，政府要支付地价给地主，也是按当年单位土地上收获量的250%计价，分十年付清。而支付地价的方式不是现金，而是七成土地债券和三成公营企业股票，并计年息4%。
从1953年开始实施此政策，共计被征收土地的地主有16.6万户，被征收土地约208万亩，受领农民19.4万户，政府支付费用折合6.5亿台币。
这项法令波及面广，且相对温和，既使农民受益，也不使地主吃亏，兼顾了农村社会的安定。但毕竟是大动作，还是受到不少阻力。
当时在审议这项法令过程中，“立法院”部分委员以“农民负担加重，影响农民心理”为由表示反对，极力回避“耕者有其田”几个字，连续17天通不过。立法委员们甚至大骂：“在台无尺寸之地，慷他人之慨，毫无人心，只讨上峰的好。”
陈诚在“行政院”会议上激愤的表示：“我可以不做这个院长，这件事要坚持。如果这个案子不能做，将来什么事都谈不上。”“什么事都可迁就、忍耐，对于国父遗教，不能迁就忍耐。”
老蒋也直接以总裁的名义，要求力压众议，确保通审。
面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陈诚雷厉风行，首先对基层干部展开集训，成立省、县市及乡镇督辅机构，对每一阶段的推进情况逐步检查，凡执行不力者，一旦发现，即行换人。
1953年3月25日，台湾省政府公告：如有破坏或阻碍耕者有其田政策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边是安抚，一边是威慑，陈诚恩威并施、双管齐下，完成了台湾的土改，他对自己这项成绩很满意，自称是一次“不流一滴血的革命”、“在土地革命史上，我们实已创立了一个新纪元”、“此种成就，不仅给台湾带来了安定与进步，同时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和信心”。
2、实施手段
台湾土改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工作，首先是颁布法令、依法办事。
当局先后颁布了《三七五减租法》、《台湾省放领公有耕地扶植自耕农实施办法》、《耕者有其田法》、《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等一系列法令条例，对具体实施手段做了明确、详细的规定。同时又成立了主管农村工作的“农复会”，有组织有秩序的执行法令。
如此一来，一方面从法律层面上保障土改的进行，有理有据，另一方面也指导各个执行层面依法依条例办事，极大的避免了执行上不统一的问题。
在执行上又从宏观层面确定了“各方兼顾、改良温和”的基调。陈诚在土改中提出三大原则：在不增加农民负担之下，使其取得土地；兼顾地主利益；转移地主土地资金投入工业之中。
这是台湾土改的一个显著特点，不以暴力手段夺取富人之田为己有，不实行激烈的农民革命，避免了国民党与台湾本地显贵势力发生激烈冲突，使国民党在台湾立足未稳之际，获得了相对顺利的局面。
同时在执行土改之时，也实施了其他振兴农业的政策，扶植农业产业发展，设立农田水利会、渔会、青果运销会等，为小农经济服务，解决农民生产与销售的问题。
加大农业投资比例，50年代初，台湾当局在经济建设投资中，农业投资占18%，其中大多用来进行农田基本建设和推广新技术。
建设配套工程，如：修复和扩建水利灌溉设施、增施化肥推广良种、改进耕作技术，增加复种指数，加强农业国际技术合作等。
台湾的土改引起第三世界国家和美国人的注意，美国一个专门帮助别的国家和地区实行土改的基金会认为：台湾的土改是最成功的。同时，伊朗、约旦、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尼等国都前来台湾学习土改经验，1977年，美国人甚至将台湾土改视为全球土改的典范。
三、台湾土改的意义
台湾土改积极的一面远远大于它消极的一面，首先是民生问题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促进经济的发展，从而也使国民党在台湾有了立足之地。
1、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台大教授胡佛曾做过一项抽样调查，土改后农民对当局的满意率达到87%，农民参加国民党的人数也大大增加。
土改一方面的重要成果是得到了农民的支持，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又是政府税收和兵源的主要来源，得到农民的支持是政权稳定的关键。
另一方面又打击分散了本地地主势力。因省籍矛盾等原因，台湾当地部分地主对国民党政权是采取抗拒的态度，通过土地改革，台湾地主阶级逐渐被瓦解，没有经济、社会等实力再对抗国民党政权。
同时，土改之后，生产力得到解放，台湾地区连年农业丰收，农业生产大幅度增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
1952年粮食产量达150万吨，超过战前水平；1953年粮食产量164万吨，解决了台湾人民吃饭的问题。同时1952年物价上涨率降至23%，国民生产总值达16亿美元。
2、促进工商业发展
首先，有了农业经济作为基础，台湾的工商业也得到急速的发展，政府以丰富的农产品换取外汇购买工业原料、机械设备等，为工业的发展积累打好了基础。
实行“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政策，经济政治改革与土改同步进行。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农村人口中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向城市，而此时政府抓住这些机遇，开始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就此台湾逐渐由农业社会过渡为工业社会。
其次在土改中，虽然地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打击，但其实打击非常温和，反而许多地主在土改中摇身一变成为了资本家。
因为地主的土地虽然被征收，但政府却是以购买的形式，支付给了地主债券及股票等，这一举动相当于将之前冻结于土地上的资金转向了工商业。
比如当年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辜振甫家族，在土改中卖地买股，买入之前公营的台泥等股票，并以当时台湾规模最大的企业———台湾水泥公司为大本营，在台湾政经舞台上使出了浑身解数，经营才干得以充分发挥，个人声望也扶摇直上。
四、尾声
抛开政治成见来看，台湾的土地改革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从决策层的毅然决心，再到实施纲领的悉心谋划，再到执行过程中有条不紊，再到善后处理工作的详尽周密，都应该为各个地区或国家所学习和研究。
但也要指出其不足之处：台湾土改并没有实现“平均地权”，这在没有废除土地私有制的情况下，土地分配不均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
这好像是个难题，孔夫子说过“不患寡而患不均”，但要达到表面上的绝对平均，则必须得以另一种“不均”的手段来实现。
究竟什么才是好，我想大家心里自有答案。
（公众号：厉无咎；欢迎添加个人微信：liwujiuxiansheng）
参考文献：
《蒋介石全传》张宪文
《20世纪50年代初大陆与台湾土地改革比较研究》王荣全
《比较国民党在大陆土改失败和在台湾土改成功的原因》李荣
《对国民党政权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分析》刘清
《隔岸远眺“耕者有其田”——台湾土改旧闻》姜龙飞
《蒋介石学毛泽东，在大陆搞土改为何失败？》杨天石
《蒋介石与陈诚在台湾的土地改革》杨天石
《平均地权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刘法威
《台湾土改对大陆土地改革的启示》常中正
刀砍不了刀把
四一二以后，国民党一百多万党员被杀的就剩下个零头
剩下的全是地主豪绅的支持者
你怎么改？
就连经国太子、张静江这些人，尝试过温和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派下去主持工作的人都莫名的“通共”，然后被觉悟高的地主豪绅给抢先击毙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别的办法，那就是学英国的羊吃人，中国就是棉吃人，大量种植棉花，把农民赶到工厂里，
用资产阶级的力量来完成土改
然而悲剧的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当时的弱小性，他斗不过地主啊
这就很尴尬了
解放前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就是几十个城市里边有，北京上海杭州天津武汉合肥郑州青岛济南等等大城市还有点。
小地方二三线城市还是古代的封建社会，也就一两家工厂，工厂主大头还是自己家里的地···
最后只能还是靠土共来土改，确保耕者有其田
蒋公也是跑到台湾以后，学习土共好榜样，开始赎买式土改的，就这，陈诚还是在台南杀了个人头滚滚才推行下去···
不过大陆这里
又翻过来覆过去，
最后历史真的是螺旋形上升的
蒋校长为什么不土改，不是那个年代的人不太清楚。
不过可以分析下如果中央不出面，为什么深圳地方也不愿意控制房价，不愿意面对城中村土地被违章建筑大量圈占的问题。
与国内绝大多数城市不同，深圳的财政并不多么依靠土地出让金。
深圳不去主动控制房价，自然也与其他地方政府为了维持财政收入的健壮性不同。
但在深圳这座城市，以公务员为代表的“体制内”群体因为薪资结构和历史原因，却是有自有住房比例最高的群体。
很多人去问身边在深圳当公务员的朋友，他们的会告诉你月薪只有1万左右，但又有一些信息会告诉你，深圳的公务员到手基本都在30万以上，这其中的差距就主要是住房公积金和房补造成的。
深圳大部分公务员的税前月薪可能只有1万，但公积金是按顶格缴纳，也就是公积金账户每个月可能就有7千以上的收入。
如果夫妻两都是公务员，每个月公积金账户积累额度可以到1.4万这个水平，而住房公积金一般只能用来还房贷，所以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深圳体制内喜欢买房了，毕竟不买房公积金就拿不出来。
除此之外，以前深圳的行政事业单位普遍也在深圳建设了大量的家属区，比如中国内地第一个高档现代化小区梅林一村就是专门为了深圳体制内的福利房而建设的。
以上这两点因素让深圳体制内成为了自有住房比例最高的群体。
此外，深圳真正的土著早在大逃港中就有不少去了香港，如今如此多的城中村出租屋房东不可能都是本地人。
比如香港也有一个罗芳村，就是深圳的罗芳村[1]村民跑到香港后重建的新村。
而深圳作为边境地区为了防止逃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在东莞樟木头设置检查站，严控人口迁入，所以直到改革开放时深圳已经没有多少所谓的土著。
如今深圳遍地的城中村房屋，一方面是原深圳村民从香港等境外回乡后，但更多还是改革开放后来深人口。
想想看能搞定一些列土地手续的人大多来自于哪个群体呢？
在这种情况下，不难理解为什么深圳每次调控房价最终都以新一轮暴涨告终，以及为什么城中村的占地问题总是解决不了。
参考
- ^两个罗芳村：深圳村民到香港后建立起新的罗芳村 http://shenzhen.sina.com.cn/news/ga/2015-04-29/detail-ichmifpz0229300.shtml
1644年以前：我们有问题要改，不改，老百姓不支持我们，我们在中国得不到民众支持，混不下去，始终是流寇土匪。要想建立新王朝，士农工商全都要照顾，偷税漏税只能假装看不见等以后再处理。招揽降官、安抚贫民、重新划分地皮、清查积欠，事事咬小心，要权衡各方利益，否则就得收拾东西滚蛋。
1644年以后：我们有问题，中国要改，不改 ，中国的老百姓就活不下去，头发得剃，文字狱得搞，沿海要无理由杀成无人区，良民要无理由搞成奴隶，谁都不能对上面指手画脚，记住，你们只是一群奴才，朝廷让你管事是看得起你！
大清能治国三百年，靠的就是屠刀剃头。既然老百姓有意见，那就筛选没意见的活下来就行。解决不了土地问题，那就解决没土地的人。
一句话，老百姓不要治，要驯化。这就是大清摸索几百年得出来的铁律，任何有一丝良心的政权在这条铁律面前都折戟沉沙了。
大顺不纳粮? 我把支持大顺的老百姓都屠一边好了。李定国返攻? 那个敢开门投降，就别怪我刀不认人！区区一个新会，你就拿不下来！因为你李定国不敢屠城，我敢！郑成功在沿海有根据地? 我直接把沿海几百上千万人全部内迁，不肯走的就地砍死，你郑成功想不到我还有这个妙计吧？太平天国搞分地? 搞远征? 我直接关税权交给洋人，洋人和我三七开，光是喝点汤就有几千万白银入库。你拿什么跟我斗? 就是你翻出天也逃不出手心！
捻军不是骑兵无敌，朝廷军队打不过吗? 我就挖开水库，搞的河水蔓延平原，限制你行动；再蓄意屠杀捻军活动区，见人就砍，放火烧房子，摧毁养马场所。怎么样，是不是活动范围越来越窄，战斗力越来越低了?
清朝这一套被北洋完完整整的继承下来，甚至官员都没变化，有的地方督府爬上楼捅几块瓦片就叫改天换地了。北洋的精神又传承给了老蒋，老蒋还是一个賊爱看曾国藩文书的人。
为什么要分地? 饿死? 那就安心饿死呗！居然通匪? 我左杀一个匪民殆尽，右杀一个人要换种，不怕亏心和神罚? 抱歉，我信的可是洋教，不讲报应。何况大清搞这一套搞了三百年，溥仪一家子还是好好的，有什么报应?
为什么要叫解放战争? 因为对当时的老百姓而言，对最穷的人而言，他们终于是官方认可的合法公民了，不是随意驱赶杀戮的驯化物。
从1644年到1949年，这黑暗的三百年，中国普通人是完全丧失最基本的尊严的，活着与否，完全取决于上面的意思，想反抗都无能为力。还好，黑暗的时代暂时过去了，还好。
个人没想到这个回答会有这么多赞，这些内容真实性是可考证的，我也说过了是老干部自己写个过去工作里的事情，那个书现在去阜宁县是可以从健在的老干部家找到的，只是全套现在估计找不到了，活着的都是九十多的老头了。我自己文笔也烂也写不好再加上我那是小学时期翻我爷爷书看的到现在很多细节记不得了。
盐城阜宁县真实案例，抗战期间中共才到阜宁召集保长甲长各村缴纳公粮，当时每家一百多斤粮食，结果保长回村说共产党县长来了收粮食每家一千斤（国民党是包税制度给保长一个数额收多的归保长，所以保长经常多征）。因为这种事太常见所以县委随后就派了工作组下去开会告诉老百姓每家争多少粮食。别以为开会就能行政就能政令同行，开会时村民虽然交头接耳但是没人敢直接和下去的工作组说，都是工作组人自己下去找人偷偷问掌握情况，然后借口开会调走保长然后在开会把保长撤了才有人肯说才能铲除保长势力。
有人提到捧杀。。。那是不知道当时基层特点，保长有亲戚家族势力在，这个保长之前是庄子上地主父辈有能力，他是因为自己抽大烟所以败家，金满箱，银满箱，就怕一杆大烟枪！败家后因为家族里人帮忙搞了一个保长，利用这种收税中饱私囊吃饭和抽大烟，除了自己家人还有家族的亲戚和姻亲关系，国民党的县里也有亲戚，所以能当保长，所以能压住村子。
这就和很多乡村如果那家兄弟多往往就能当村长一个道理，正常只能分化瓦。自己去知乎看看奇葩亲戚邻居就会发现，太阳底下从来就没有新鲜事。
这个故事其实还有个背景阜宁到任的第一任共产党县长姓宋要修海堤，当时在抗战爆发前韩德勤其实在修导淮工程，抗战爆发工程中断为了工程收集的大量粮食材料被倒卖，当时国民党和日伪组织都宣传共产党是借口修海堤贪污粮食物资，以己度人这个海堤就是电视剧清平乐里面范仲淹修的捍海堰，（海堤历朝历代不停整修沿用了几百年）当时宋县长是顶着各方面压力修的海堤，这个征收粮食的事情就是这个背景下的，征收粮食后修海堤还是顶着很大阻力的，当时负责干部晚上下班回家路上被土匪绑了把头砍了扔到工棚门口恐吓民工不准跟共产党修海堤，宋县长去工程地点视察走到一个村子发现士兵在休息，就问你们怎么在这休息不走士兵回答你下的命令在这个村子吃饭，当时的县长说是行政干部其实都是军事干部转过来的有战斗经验，这个县长立马就知道有人假传命令肯定有问题下令立即占领阵地准备战斗，果然村子被土匪包围了后面打了一会儿土匪发现共军有准备害怕被其他地区部队包围就撤退了。本来共产党去阜宁很多老百姓不太信任共产党，（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吓得老百姓把猪羊杀了导致盐阜地区肉价大跌。。。老婆到时候跑反，猪羊不行就先杀了吃了卖了。）但是这个海堤修好之后老百姓相信共产党了，因为共产党办实事公道自在人心，再说个题外话台儿庄会战之后苏北有十多个县是存在的国民党行政组织的，当时还去人参加了武汉的那个什么国民大会希望国民党排员组织一下继续敌后抗日。但是国民党没理会。。。。
苏北土匪很多阜宁县益林镇在三十年代曾经直接被土匪把整个镇子洗劫了，这个事情很有名当时国民党税警总团都参加剿匪了。后面中共建立根据地期间也有一个区委加区小队被土匪杀光了，土匪利用区队长亲戚控制住区小队队长缴了械，随后杀了全体区小队人员然后还杀了区委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个是在阜宁的革命纪念馆能查到。
这个还没有动到土地产权只是征收粮食动到土地产权反弹更大，根据地建设根本不是一蹴而就，是通过扫盲和基层干部培养建立乡村行政体系后达成，一般就是三分半公粮村长村支书民兵排长和妇女主任。这个在战争时期是非常艰难的建立这个体系了，才有能力进行土改。
有个真实事例就是阜宁有个镇子是一个跳大神的邪教组织建立的自卫队控制，最后这个邪教头子因为有枪有势力还当了区长进了县政府。。。中共也是一直等到几个村子都有了基层行政组织之后整风运动期间才动他，也是调他去县城意思升官了，然后撤换掉他的铁杆才铲除他的组织。
内容来源是阜宁县老干部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老干部出书每人写一些这种工作上的事情然后编成书的没有公开出版就老干部留着纪念的，我爷爷本来有全套因为奶奶不识字爷爷去世之后当废纸处理了。我小时候当故事书看的很多内容已经记不得了。内容很乱大多数老干部是参加工作后识字扫盲的，所以文笔水平很不好也没有能力写成国外那种小说家的成片小说，是很多小故事组成的小学三四年级左右的我基本就能看懂。。。。。
也别跟我杠这些内容是编的什么的，这些都是真实案例要考证可以找到个人的，因为中共有完善的组织体系。这些小短文的作者都是刚刚经历过离退休人员干部待遇评定的。都是干部去世老干部局要开追悼会的，当初阜宁老干部局算是隐藏BOSS，沈德林跑阜宁对着老干部说话不好听被要求开会检讨的，会上检讨也说了向老干部学习。。。全县一把手就老干部局搬不动。
这些老干部的工作经历其实也证明教员的伟大，因为他们的写的内容能准确反应出中共抗战整风运动和精兵简政的重要性，这些老干部有的当过土匪，有的是先国民党杂牌然后溃散当了土匪，有国民党被俘士兵转化的，中共自己也剿匪因为土匪往往有枪有粮食储备，剿匪可以直接获得兵员和粮食弹药，抗日战争到相持阶段苏北新四军有大量的收编土匪地方武装和国民党溃军，军队纪律明显下降很多干部也不是信仰坚定的，所以整风非常必要不然自己就变土匪了。
还有就是扫盲大部分人不知道根据地怎么扫盲的，除了军队士兵扫盲，还对普通村民扫盲连小脚老太太都不放过，组织妇女在纺纱织布过程里识字，通过扫盲培养基层干部，盐阜革命老区当时接受过西式教育的基本没有，一区就两个人会西式数学。。。。一个还是逃难的上海学生。因为根据地建设不是军队一到就能建设成功，必须花费大量经历去扫盲有了基层组织才行。
扫盲非常必要不识字不明理，当时盐阜银行印制抗币结果还没有大规模发行，就发现有本地做生意的拿着日本人印制的假抗币套购物资。被识破原因很无奈，日本人用的纸和印刷机器好，票子质量太好所以被识破。因为根据地抗币的纸是从上海通过船走私的，被水泡过皱皱巴巴印刷机器也是老旧机器，关键被抓到的商人根本不认为自己做错了事！铮铮有词我去南边卖东西人家给的就是这个钱，完全想不到自己在帮日本人搞经济破坏。不给普通人读书识字明理就是这样他们不知道国家民族我只是要过日子。
盐阜根据地抗币这事是个老干部写的，同期还有一个老干部，两个人一起去回收抗币的时候，被日本人抓住用绳子吊到房梁下面，两个人用手互相磨磨断绳子逃脱，稻草绳不牢固可以磨断，两个人一个人是阜宁老干部，另一个随黄克诚部去了东北，建国后担任过七十年代的柳州军区司令员。
精兵简政也是一样当时因为根据地建立，人员膨胀的厉害很多人就是混饭吃，国民党军队吃空额的毛病也带进来了，才开始日本人封锁不严还看不出来，后面日本人开始封锁就出问题，阜宁县委开会要三天区长才能来齐，有的时候不是根据地没粮食是没办法运输，华北封锁搞得八路军千人左右的团级野战单位都维持不了，华中新四军被日本人封锁的苏北的盐居然运不到安徽。。。还要利用日本人的经济掠夺机构才能运过去。压缩组织机构减少脱产干部降低运营成本，游击战本质也是扩大日本战争成本导致他们破产，就和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最后撑不下去一个道理，战争成本太高再有钱也被耗死。
我写的东西看上去有点跑题，但是这些资料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中共怎么土改，大部分内容是当初中共怎么建立地方政府的，还没有涉及土地改革只是怎么建立根据地，这些大多数人接触不到。
增加一个知识点，苏北过去经济并不穷，我老家阜宁县乾隆下江南都是去过的，给阜宁大糕提了玉带糕三个字，我家过去后面那条小河就有个桥是御造桥，就是当时接驾的盐商修的。后面苏北因为清末最后一次黄河改道导致严重的水灾，这才经济崩溃，人大多是逃荒去了南方。
我自己的外公就是逃荒的时候，家里亲戚是小学校长让他们晚上住在学校里，然后自己在学堂最后坐着读了一点书识字。
抗战期间其实根据地是建设出来的，要鼓励大家修水利和种地，这点当时的中共是花了巨大精力的，因为当时人逃荒地都荒废了，除了前面的修海堤，还要组织耕牛和种子还要组织各村去帮忙，我记得一个故事就是有户人家出去做小生意，回来晚了农忙来不及了耕牛又借不到，最后是驻村干部组织了村里几头牛去帮忙。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有自媒体说新四军有钱的原因，江浙本来就是底子很好的地方，但是再好的底子也要经营。
崇祯为什么不抄大臣家，一个道理。
权力信则有，不信则无。正因为你空一格不土改，不没收财阀财产，你才成为委员长。而不是空一格 当了委员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违背政府多数利益集团的意愿，问问军队家里有田的青壮派军官答不答应，问问家里良田万亩的少将、中将们答不答应。他们不相信你是委员长、大总统，那你连一个连都调不动，连一块大洋都收不上来。国民党反动派就是暗杀起家，死于暗杀的高层也为数不少， 他不敢。
如果说国民党都是些贪官污吏，那贪官污吏就是支撑 空一格的权力基础，想跳出支持者另打一片天地， 他唯一的选择是投共。当然他没投共，很可惜。
激进一点，可以把手下全杀了，从上到下换一遍，资源再分配，你要把手下人全杀了，那谁替你去杀他们？让骄兵悍将、世家大族安心做羔羊任人宰割，这得需要什么样的手腕和威严，这种人历史上不是没有，不过他们要做的事情都基本没做成，人没杀光，没杀光的人会反戈，这些人手里至少是握笔杆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