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坚持不下去了呗。到1978年时，依靠剥削农业输血重工业的旧经济体制已经到了无以为继的地步。
由于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在1957-1975期间，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格计算是处于持续下降的状态，到1975年时农业生产率已经比比1957年降低了11.6%。[1]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持续下降意味的就是国家能从农业部门榨取的财富持续缩水，同时全国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停滞甚至倒退。
从上图可见，中国人民的粮、油、棉、副食品人均占有量在这期间基本处于停滞。只能依靠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大规模破坏性开荒来维持最基本的粮食生产。
而农村的情况则更为糟糕，1978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只有199公斤，食用油只有1.1公斤，比1957年分别减少了3%与42%，占农村人口30%的2.5亿人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这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到1978年时已经高达4.54。
当时处于极度贫困中的农民，加之当时工业生产率的低下与剪刀差的存在，使贫困的农民愈发缺乏消费力，这又反过来危害了国内工业的发展。
而更糟糕的是每个农业劳动力提供的农产品处于持续下降状态，1957年时每个农民能提供85.05公斤粮食，到1978年时已经下降到了62.6公斤，油料从1.95下降到了1.1公斤，这说明对于农民的压榨已经是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农业的败落使得中国从1961年就成为了粮食进口国，在1961-1978期间中国累计进口了5877万吨粮食，年均进口309万吨，为进口粮食支付的外汇成了国家的巨大负担。同时其鼓吹的“以粮为纲”政策使得农副业产品的产量大幅度下降，严重危害了国内工业原料的供给。
不过当时最危险的还是农村极其严重的隐性失业问题。在1952-1978年期间，我国工业资本积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论数字应该为17113.7万人，但错误的经济政策却导致实际吸纳只有8097万人，足足减少了9015.7万工业劳动力。这意味着当时的二元经济下工业部门实际吸纳劳动力还不及理论数字的1/2[2]。而在工农产品剪刀剥削了农民6000亿元人民币的同时，工业化却并没有惠及农民，使农村中积累了巨量的剩余劳动力。1978年和1965年相比，城市人口增加了4200万人，但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反而从18％下降为17.9％，而同时农村人口却增加了1.9548亿人[3]。据估计在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也正是这海量的剩余劳动人口，孕育了冲破旧体制的势能，面对这股洪水当时政府必须要主动有计划的进行开闸泄洪，因势利导。
总而言之，政府放弃人民公社体制的直接原因就是维持其运行的费用已经使政府无法忍受[4]。大量研究表明，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5]。在计划经济时期，财政支出不仅用于公共物品的提供，同时必须服务于“赶超”战略，国家几乎是所有投资的主体，这加剧了财政压力的紧迫性。另外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和动员方式使领导者的个人权威部分地替代了国家必须提供的公共物品义务，暂时掩盖了财政汲取与公共物品供给的失衡，维持了政权的合法性。但这种替代无法一劳永逸，国家必须更为有效地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数量和质量，以弥补由此带来的公共物品短缺，维持合法性水平。
由此，政治变迁导致原有体制面临了双重困境：沉重的财政负担与公共物品供给缺口并存。尤其致命的是过度的提取使得农业部门已经不再是稳定的财务来源。为了解决“吃饭”问题，而不是雄心勃勃的“赶英超美”成为了新的领导层的当务之急。迫于压力，国家部分地退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允许某些产品或要素不再贴上国家的标签。濒于破产的农业部门成为率先被放松管制的对象。
而由于农业部门并未从旧制度中获益，放松对其的管制对于几乎所有相关者而言，都是一种帕雷托改进，这确保了“甩包袱”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最小化[6]。这样国家改革了对乡村社会全知全能式的控制原则，同时放弃了某些服务于乡村社会的国家责任。管制的放松，尤其是人民公社管理方法的放弃带来了作物生产的空前繁荣，粮食的净收购量(收购量减去返销农村的数量)维持了稳定的规模。此外改革之后，农业部门的现金流量和储蓄存款不断增加，前者构成了农民缴纳的铸币税，后者则扩展了国有银行体系的贷款来源。稳定的粮食供给和金融剩余，连同仍然高企不下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继续扮演着支持工业发展的重要角色。当然与改革前有所区别的是：大规模的农业剩余不再来自于国家抽取。而是来自于宽裕的作物供给。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改革的深入，国家更为重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以农村税费改革和粮食直补政策为代表的一系列惠农政策，正在改变着传统的工农二元产业关系。
参考
- ^国家计委经济研究生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
- ^陈吉元等.1993.P598
- ^周尔鎏、张雨林.1991.P19
- ^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与所有权关系的变化
- ^张宇燕.何帆.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
- ^]LaffontJ.QianY.ThedynamicsofreformanddevelopmentinChina
这篇论文我能用到知乎倒闭。
咱们看看现实主义名著《平凡的世界》里怎么描写当时公社取消对农村的冲击:
1，真的人人生活比以前好吗？那这些人呢？
————
田二的小子憨牛。责任制后，憨牛没人管了。老憨汉一死，小憨汉尽管有一身好力气，但自己料理不了生活，几乎顿顿饭都生吃
。。。。。。
对一关节炎病人却不是好兆头。小丽她妈每到这时，腿关节就疼得像钢针扎着一般。今年开春尤其严重。寡妇算不上幸福，也算不上不幸。。。。，眼前的日子的确不好过。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而土地都分到了户，庄稼谁给她种呀？过不久就要耕地，她不知又该求村时机哪一家。
。。。。。。
田四和田五找上门来了。。。。。这老弟兄俩佝偻着腰，豁牙漏气的央求：让他们在他的砖场打几天零工吧！
。。。。。“少安，你拉扯我们一把呀！要不，我们连一点量盐买油的钱也没有……”。。。
他看得出来，再过几年，双水村说不定有人能起楼盖房，而有的人还得出去讨吃要饭！谁来关心这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村里的领导都忙着自己发家致富，谁再还有心思管这些事呢！
2，集体的原有财产，教育事业遭到近乎毁灭性打击:
————
许多人就在二队的公窑里吵开了架；其中有几个竟然大打出手。在饲养院分牲口和生产资料的时候，情况就更混乱了。人们按照抓纸蛋的结果纷纷挤在棚圈里拉牲口。运气好的在笑，运气不好的在叫、在咒骂；有的人甚至蹲在地上不顾体面地放开声嚎了起来。至于另外的公物，都按“土政策”分，分不清楚的就抢，就夺，接着就吵，就骂，就打架；哪怕是一根牛缰绳也要剁成几段麻绳头，一人拿走一段。一旦失去了原则和正确的引导，农民的自私性就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他们不惜将一件完好的东西变成废物，也要砸烂，一人均等地分上那一块或一片——不能用就不能用！反正我用不成，也不能叫你用得成！连集体的手扶拖拉机都大卸八大块，象分猪肉一样一人一块扛走了—。。。。。。
双水村开始了新的生活。同时，新的问题也立刻出现了：几乎一半的学生不再上学，回家来带父母亲种地。一家一户劳动，即要忙农活，还要经管牲口和放牧羊只，谁家都感到人手紧缺呀！
村中的初中班垮了。这个班大部分学生都回了家，剩下一两个愿意继续上学的，也都转到了石圪节中学。当初因办这个班而增加的教师孙少平和田润生，自然也被解除了教师职务。
润生不几天就跟他姐夫李向前去学开车，兴致勃勃地离开了双水村；而愁眉苦脸的孙少平只好象他的学生一样回家去种地。
。。。。。。
责任制一开始，许多上学的孩子都回家来了，说明上学在农村已不时尚。是呀，上几年学还不是回来劳动？她二舅都读完了高中，现在也不得不到黄原去打短工。是大舅硬劝说她母亲让她上学的。
3，家庭亲情发生剧烈变化 子女开始回避照顾老人:
————
这是个有良心的:
他在饭桌上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此则，他痛苦地想到，他们家其他人的情况眼下仍不景气。分家以后，父亲的负担加重了，那么大年纪，还得象小伙子一般出山劳动。弟弟一个人流落门外，谁知成了一种什么样子。姐姐家的状况更是一如既往；就连上高中的妹妹，也是很艰难的。
孙少安的额头上冒出了一层冷汗。他内心里刹那间升起一股羞愧之情：分家之后，他只顾他自己的事，对家里其他人几乎没尽什么责任。他太混帐了！一天忙着为自己赚钱，连弟弟和妹妹都没顾上去关照一下
这是个没良心的:
当天晚上，海民就到父亲家来了。他告诉等待消息的父亲和四爸：银花不同意他们来干活！
田四田五一时瞪住眼睛，不知该说什么。
田五发了半天呆，长叹一口气说：“我和你四爸等于去给你们揽工，你们都不要。你们比旧社会的地主都残酷！我和你妈吞糠咽菜把你拉扯大，如今我们不行了，你连我们的一点死活也看不见！你还算个人吗？”
田五数落儿子的时候，田四一直低垂着苍头——海民是弟弟的儿子，他无权数落。。。
连父亲和四爸都拒绝入伙，也就不可能再让村里其他人沾他们的光。正因为如此，双水村的人虽然眼红他们的收入，也佩服他们的本事，但在他们的人缘方面却颇有微词。村民们认为他们夫妻既自私，又缺乏同情心。
是呀，两旁世人的死活可以睁眼装个看个见，怎能连自己的老人都不管呢？看田五田四硒惶成啥了！一个冬天老弟兄俩都穿着开花破棉袄！
4，田一分就能过上怎样的好日子？
————
为了多打粮，大部分农民都对土地实行了掠夺式耕种。谁也不再给土地施有机肥料。过去，为了抢担公社机关和县城的公共厕所里的茅粪，常常酿成各地农民的武斗。现在，城里大小厕所的粪便都无人问津，公家不得不掏钱雇人清理。粮食要高产，当然上化肥最足劲！
可买化肥需要钱——一年两料庄稼，得要多少化肥呀！当然，除过买化肥，还有许多用钱之处。一家一户耕作，坏了农具要自己添置。牲畜不蹬劲需要换个好使役的，也需二三百元
。。。。。。。
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只要土地由自己耕种，多收获一些粮食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祖传的专业和本领，他们信心十足。但要在土地之外再打点别的主意，那就不是什么容易事了。
但无论如何，只靠在石圪节上去卖一点粮食、土豆、旱烟叶，或靠一年出售一头老婆喂养的肥猪，就想把光景日月过好，那实在是妄想！这一点收入，通常连化肥都买不回来！
他们自己只有眼红的份。他们折腾不起。一来手头没有本钱，二来也没魄力到公家门上去贷款。
再说，就是有钱有魄力，大字不识一个，哪来的技能？弄不好还得倒赔钱。看来他们只能在土地上戳牛屁股罗！可是，他们委实穷得心慌啊……
。。。。。。
田五有他的愁肠。他明年就满六十岁了，家里还有两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儿。他这把年纪一个人有山里挣命，勉强能糊住四张嘴，手头紧巴得连化肥也买不回来。两个女娃娃都大了，穿不起一件象样的衣服，经常破衣连身。。。。蹲在旁边的他哥田万江，日子过得比他还牺惶。田四的三个儿子都另过了光景，一个个老实巴脚，都拉着一窝儿女，根本不可能照顾他们。
老两口穷得连口锅也买不起，一直用一只漏水的破锅做饭。
。。。。。。
如今这世事，手头没两个钱，那就什么也弄不成。旁的不说，化肥买不回来，庄稼就种不进去。村里人多口众的几家人，光景实际上还不如集体时那阵儿。那时，基本按人口分粮，粮钱可以赖着拖欠。可现在，你给谁去耍赖？因此，如今在许多人吃得肚满肠肥时，个把人竟连饭也吃不上了。事实上，农村贫富两极正在迅速拉开距离。这是无法避免的，。。。眼下贫困的人怎么办？办法不很多。吃救济款吗？现在石圪节乡一年的救济款才三百元，人均只有几分钱！
当贫困的人们带着绝望的神情来找少安的时候，他常常十分痛苦。他也穷过啊！当年，他不就是这样绝望过吗？他现在完全理解这些乡邻们的处境。他同情他们。尤其是一队人，他曾经和这些人一块劳动和生活了二十多年！现在，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手无分文，而他又帮不了多少忙。
————
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嘛。列数字毫无意义，列的越多就越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因为人民公社是三面红旗之一，三面红旗是伟大领袖提出来且坚守一生的，甚至做出了振聋发聩的宣言：
谁质疑，那伟大领袖第一反应就是有后台，路线斗争的激情马上就点燃，那谁不害怕啊。伟大领袖质问田家英：这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意见。田家英当即吓软了，回答说是我个人意见。
被三面红旗这列火车碾碎的螳螂不知凡几，代价实在是太大了，这就相当于当年砸锅卖铁满仓了中石油。所以人民公社就算是脸被抽肿了也要坚持下去。伟大领袖一生多次批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能动，动了那就动摇社会主义基础了。全国人民自然要听伟大领袖的话，这人民公社当然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有些聪明的小朋友就要问了，那为什么七六年之后人民公社还坚持了几年呢？因为中国这列火车实在是太庞大了，要搬动一张桌子都要头破血流。你稍微把伟大领袖的东西修改一点点，马上就会有好多人跳出来大喊四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字眼：“尸骨未寒”。
当年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老干部们痛哭流涕啊，抛头颅洒热血搞出来的锦绣江山，就被这样断送掉了。完全可以类比当年的：
还是那句话，没有哪个农民愿意回到公社，只有小将们念叨公社的好，可是也没见他们回老家农村种地去，反而天天在网上泡着享受城市生活，真是有趣。更好笑的是，你如果说：啊呀小将们要少玩点游戏少看点动画片，那小将跳的比谁都高：你凭什么干涉我。轮到小将们教育别人的时候，那则是振振有词，数字一套套的，就欠农民老哥拿锄头把照脑门上给两下。
我摘录了一篇当年广泛流传的文章，出自：
《回顾安徽的农村改革》——周曰礼
至于强迫命令、瞎指挥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引起了农民群众的愤慨。定远县耕地面积160多万亩，按照实际情况只能种80万亩水稻，“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却强行规定要种150万亩，并说是“铁板上钉钉子，外加三锤，一亩也不能少”，结果有20多万亩无收，有收的产量也很低。芜湖县易太公社追求形式主义，打破原有生产队体制，打破各队土地界限，打乱水系，把集体的粮、款、物等全部重新分配。新划的生产队要做到四个一样，即土地一样，人口一样，村庄大小一样，水利工程兴办一样。公社还规定，凡是妨碍规划实施的树木要砍掉、村庄要移址、房屋要拆迁、沟塘要填平、道路要重修。社员看到这种情形非常愤怒。由于严重强迫命令、瞎指挥，全社粮食减产592万斤，有的大队人均收入由1976年的70元下降到38元。
分配上大锅饭，生产上“大呼隆”，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生产队生产单一，主要是搞粮食生产，而粮食的比较效益又低，社员劳动一天，只能拿到4毛多钱，少的只有几分钱，连吃饭都不够，因而在收益分配上普遍出现了多年来想解决又无法解决的“超支户”顽症。在这种情况下，生产队只好实行按人分配粮食。群众风趣地说，“白天黑夜拼命干，不如生个大肉蛋”（指生小孩），“七千分八千分，不如老母鸡窝里蹲”（指一个劳动日值不如一个鸡蛋）。分配上的平均主义，造成了上工一条龙，干活“大呼隆”，出勤不出力，记的一样工，一天的农活三天干不完。农村中普遍有两句顺口溜：“头遍哨子不买账，二遍哨子伸头望，三遍哨子慢慢晃，到了田头忘带锄，再去回家逛一趟”；“男的上工带打牌，女的上工带纳鞋，边干边玩到下工，赶快回家忙自留（自留地）”。
农民中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在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下，在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社员之间为争工评分，“大吵三、六、九，小吵天天有”；社员与干部之间，因为强迫命令、瞎指挥，搞得矛盾重重。运动一来，帽子一大把，互相开展“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志式的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关系被斗得面目全非。相当多的生产队找不到人当干部，有的采用抓阄的办法解决；有的组织大家摸扑克牌，摸到大鬼当队长，摸到小鬼当副队长，有的花钱雇人当队长。
1977年11月上旬，万里到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锅灶旁边草堆里，坐着一位老人和两个姑娘，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村里人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穿，天太冷，他们冻得招架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万里又走到了另一户农家，看到家里只有一位穿着破烂的中年妇女，便询问她家的情况。“你家几口人？”“四口人，夫妻俩和两个小孩。”“他们到哪去了？”“出去玩了。”“请你喊他们回来让我看看。”万里连催两遍，这位妇女面有难色，不愿出门去找。在万里的再三催促下，她无奈地掀开锅盖，只见锅膛坐着两个赤身裸体的女孩子。原来烧过饭的锅灶，拿掉铁锅，利用锅膛内的余热，把两个没有衣服穿的孩子放到里面防寒。
万里看了两户农民后，已是泪流满面，他沉痛地说：“老区人民为革命作出了多大的牺牲和贡献啊！没有他们，哪来我们的国家！哪有我们的今天！可我们解放后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竟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十七八岁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何颜面对江东父老，问心有愧呀！”
我在马湖公社调查时，凤阳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主任吉绍宏特地来到公社，和我交换意见，他很感慨地说：“农村问题离开了农民个人利益，办法再多也不能解决问题。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曾采取了很多办法，如学大寨、定额记工、死分活评、死分死记、小段包工、包工到组、路线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等，什么戏法都玩过，什么招数都用过，农业生产并没有搞上去。农民一年忙到头，连吃饭穿衣都不能解决。”他的结论是“包产到组小翻身，包产到户大翻身，‘大呼隆’永世不得翻身”。对于包产到户，我们共同的看法是，不少干部包括党的高级干部，为此被撤了职，丢了官，人们心有余悸、谈“包”色变的情况相当普遍，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的农业就没有出路。
在讨论中，干部群众还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说，早也盼，晚也盼，盼到现在搞了“两个不许干”。有的说上面让我们解放思想，我们看中央的思想也没真正解放。一边强调生产队自主权，一边又强调“两个不许”。还有的说，这次是省、县、区、社直接给我们宣讲中央文件，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果这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这不光是生产搞不上去，我们也不能真正当家作主，心里感到憋气。大家纷纷要求中央修改两个文件时把“两个不许”去掉。
1980年3月，万里离开安徽后，在省委个别领导人的挑动下，围绕包产到户问题，在全省范围内又出现了一次不该发生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仍然是，包产到户是姓社还是姓资？由于这次争论是从上面挑起来的，因而迎合了下边某些干部的“左”倾思想，对群众要求实行包产到户的愿望，多方加以压制，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干部与群众顶牛的严重情况。对包产到户不认识、不理解的言论主要有：
“包产到户的关键是分而不是包，是分田单干，不仅退到了资本主义，而且退到了封建主义，倒退了几千年。”
“包产到户是生产关系的倒退，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
“看产量喜人，看方向愁人。农民只顾眼前利益，要求包产到户是农民自私落后心理的表现。支持包产到户就是迁就农民落后意识。”
“包产到户是一些文人舞文弄墨、强词夺理吹起来的，他们冒充革命，冒充马列主义，欺骗了不懂理论的农民。他们是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是被列宁批倒了的第二共产国际提出的‘工团福利主义’。”
“我们宁愿迟发财，也不能摔跤子。”
对于这样的县委领导人，不但没有被追究领导责任，反而提升为行署副专员。这种是非不分、不讲原则的做法，群众反感地说：“我讨我的饭，你提你的干，你提干不影响我讨饭，我讨饭也不影响你提干。”
颍上县原县委书记刘耀华说：“我们能够经受压力和考验，坚持实践不动摇，最根本的原因是紧紧和群众站在一起，是广大群众给了我们勇气和力量。3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民有了积极性，农业的发展才有希望。我们在深入农村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对联系产量责任制说长道短的多半是一些干部，什么‘划小了’、‘倒退了’、‘不好开会了’等，农民却始终满腔热情，信心百倍。他们说，‘张浩来信’一出来，我们立即到农民中征求意见，我们问农民怕不怕，他们立即问我们怕不怕。他们说：‘干部怕错，社员怕饿。只要能多打粮食，我们不管他张浩、李浩！’有些社员担心县委顶不住，鼓励我们说：‘只要县委不变，俺们累死也情愿。’农民没有‘铁饭碗’，他们的衣食温饱直接和农业生产好坏联系在一起，他们比任何人更关心农业的发展。支持农民的正当要求，尊重农民的选择和创造，保护农民的积极性，一切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出发，各种责难都要由农民的实践作回答，这就是我们敢于坚持联系产量责任制不动摇的根本所在。”
看看，不种地的人指手画脚，只有种地的人才会满腔热情推进包产到户。所以说啊，中国的问题就在于懂王和小将太多，尤其是懂王或者小将掌握了权力那就更加可怕。人民群众才是最伟大的，谁忽视群众的呼声，谁总想当群众的导师，谁总是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来行使自己的意志，那就最终必将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当然是因为白小将没穿越过去命令农民立即消灭公社。不知道为啥农业没有一直保持勃勃生机，难道是85年以后公社就又开始实行了，所以导致增长减慢？
既然有些白小将认为光谈数字容易陷入虚无主义，那么不谈宏大叙事谈个体的话当然也有的谈，比如韩丁谈过的张庄。（当然白小将喜欢否定该作者）
先进
高默波回忆自己的老家也可以算个例子吧，（白小将曰:不符合我的想法，这是浪漫化！)也绝对不是什么宏大叙事吧。积极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粮价提高，毕竟积极性不能当饭吃吧，统购价格一下降积极性不也就不大行了。
高默波更是讲过公社的破灭并不是如某些白小将认为的那样，那么不受欢迎，甚至有些“不识好歹”的农民一直在维持公社。
至于有的白小将写小作业整什么“今是而昨非”那套，那应该看看后来的《农民调查》吧，后来的安徽农民貌似也不是那么开心吧。
农民调查，而且挺巧，也有个不如刚解放的评价
另外某位白小将头目也是有趣……
其实巧了，我家就是好几代农民，也没出过工人，我就算半个农民，每年还要去种地，大夏天需要挖水渠，有照片为证。小将既然不喜欢谈数字，谈到自己不喜欢的事实也是大为恼火，那我就现身说法吧。小将自己种地的图要不也来两张？省的我以为您佬就是天天干着航空工程打嘴炮呢。
来两下吗？白小将
说真的，岳师这类白小将要是到我们村里，把农民聚集起来谈谈自己对于某个老人的申必言论，那锄头确实是得会给白小将开开光。劝白小将还是自己缩在自己的大学课堂里，缩在自己的小网站里，继续cos清流和缓则，小骂大帮忙吧。
为了给我们一些能反驳某些人的活路呢
1984年 40731万吨 104357万 390公斤
1985年 37911万吨 105851万 358公斤
1986年 39151万吨 107507万 364公斤
1987年 40298万吨 109300万 369公斤
1988年 39408万吨 111026万 354公斤
1989年 40755万吨 112704万 362公斤
1990年 44624万吨 114333万 390公斤
本来想打在评论里的，但直接给我删了，所以打在回复里
当年很多乡镇企业发展的很好，最后都私有化成了民营，美的，万达，福耀都是，这也是原始积累。
康华
张文茂：人民公社制度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_哔哩哔哩_bilibili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
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就先说劳动生产率吧，这个人忽略了人地关系，直接就说劳动生产率降低。这明显是一点三农都不懂。
我们都知道，人口增长，土地不变的情况下，单位产量不是线性关系成比例变化的。一个人种一亩地产量三百斤，两个人种一亩地产量不可能有六百斤。在工业发展之前，人多地少那劳动生产率就是会降低的。
为啥后来又上去了，因为化肥厂终于建成投产了（以某电厂为例，73年开始建造，78年投产，化肥水泥厂基本也是如此），种子也开始在国内推广。此外乡镇企业也开始蓬勃发展，可以吸收一批农业人口，人地关系稍微不那么紧张了，生产率可不就上去了。
有没有人因在，当然是有的。但是79年全国大部分都没分地，但是执行了超价加购政策，也就是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可是等到85年这个政策取消了，84年全国已经有99%完成包产或包干到户的时候，产量有一个断崖，直到90年代才恢复到84的水平。积极性是因为超价加购，还是因为分地，我暂且蒙在鼓里。
在人口增长了三亿的情况下，工业化尚未完成，人均自然是会下降或者持平的。尤其是养殖业，经济作物等，人吃了主粮，动物也要吃。主粮要地，经济作物也要地。难道是因为包产嘛，当然不是，直到81年，国内农村包产才开始推广，比例才有所上升，推广全国都已经是84年的时候了。
第二，副业的发展。当时是以粮为纲，关键是口号还有后半句农牧林副渔全面发展。但是为什么副业是后面才发展的？
主粮不满足的情况下，就很难进行副业。比如养殖业，这是显而易见的。
此外，副业的前期投入很大，不仅仅技术的问题，也有三通一平，基础设施等投入。没有工业化完成，这些成本就摊不低，副业就难以大范围铺开。
三，关于剪刀差。
说到剪刀差，我们需要明白一个事情，在重工业发展的时期，城市购买粮食，货币流入乡村，要想货币回笼，那就得用剪刀差，这是陈云的思想。然而，就剪刀差而言，农民用农产品换工业品，比如用小麦换化肥的比例是一直提高的。在76年已经变成了一斤小麦能换两斤化肥。而今天真正种地的老乡们，心里一定清楚现在多少斤小麦换多少斤化肥，这个数据其实挺不好看的。那我是不是该说包产到户之后的剪刀差比公社时期还严重？
关于某评论区公社一直吃红薯
首先提醒一句，苕是湖北方言，红苕是红薯。但是这个人一看就不是农民家孩子，红薯的确高产，但是特别耗地力特别强，非常的消耗土地肥力。连作不是不行，但是连作好几年，三年以上吧，地就毁了，靠农家肥就恢复土地肥力那根本不可能。公社如果年年吃红薯，还能保证红薯产量稳定，期间还有人口增长，这怕不是外星科技。
—————————关于人民公社取消——————
我要指出一点，即人民公社解体之前，包产到户也不是不行，这在82，83年就是这样，而不是包产到户了，人民公社就得取消。
同样的，82年红旗杂志还在盛赞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是完全正确的，必由之路。83年就下文件撤掉人民公社，真的是农民的想法还是国家的想法真是不好说。
在公社撤销后，粮食产量84年之后二十年时间里年均增长率只有0.4%，远低于公社时期的增长率，这当然同化肥，种子的边际效用有关系。就跟人口一样，增长再多，也不可能多一个人就多一倍产量。但是抛荒问题也是大问题，小农经济下，农业生产要素成本太高了，赚不到钱。化肥就是大头，而农机也要分，每个人分几个零件卖废铁，然后就得花钱去农机站租机器，这实在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如此农民还会有积极性？实在是滑稽。
公社解体，我认为与财政有关，某地农民在公社解体后说，原来就是XX党不管你了，现在要自己管自己。还有某地农民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而公社解体就意味着新的乡政府要自己收税满足需求，也就是被人诟病的三提五统。换句话说，变成了另一种意味上的“自力更生”。至于财政紧张的原因，与洋跃进的原因很大。在80年代初，公社与包产是不冲突的，所以那些说包产好公社才解体的肯定是不对的。
总的来说，这个时间点，不是因为包产而取消公社，而是因为洋跃进把财政搞没钱了才要甩包袱，毕竟解散之前包产已经推广了，他们是兼容的。但解散之后收三提五统，甩掉包袱是实打实的。和国企拨改贷，利改税的时间点也很像。
而此后乡集体的财政来源，也就是三提五统让农民苦不堪言。这段时期，农民的自杀率是公社时期的4倍，犯罪案件是公社时期的6倍。要是真的好，那农民怎么会自杀犯罪呢？没有工业发展，就多少个丰城，工业税也没发代替农业税。
之前有人看不明白，简言之，公社与包产或者包干到户不冲突，可以在公社的体制下施行（包产到户就是把任务分配下去，自负盈亏。农民还没有经营权）但是公社解体变成乡政府，财政变化就直接导致了三提五统。
人民公社难道没有缺点嘛？当然不是，但是生活水平并不是他缺点的原因，产量跑不赢人口，那生活水平就是会下降，唯有工业化才能解决，唯有化肥种子水利施用才能解决。不会因为之前是集体劳动出工分，后面包产包干了就跑的赢人口增长了，拿人均说话的还是省省吧。
有人说人民公社饿死人，人民公社有几年时间，某人刮五风搞了一X二X，这本就是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农民不会支持。此外工业过度发展，城市人口三年里从将近一亿涨到了一亿三，更少的农业人口要供应更多城市人口的，再加上过高的征粮指标都有影响。官僚通过权力变现，只对上负责不在乎百姓这种官僚主义，更是引发了后面发生的四清。人民公社的问题在于行政。大队长权力过大，农民反抗能力低，斗不过大队长，利益需求无法充分表达。
当然改成乡之后，开始民主化实验，可以用选票了。只不过选票也斗不过村支书。村治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选票的事。农民的反抗能力还是低下，利益需求还是无法充分表达。官僚对上负责不在乎百姓，通过权力变现的官僚主义还是没改。村治问题任重道远。反而农民变得原子化，原子化的农民大多数也是逆来顺受的，或者消极逃避。因为消极逃避的缘故，地方政府往往采取“特殊手段”，比如派社会人士打人。这也是黑社会和地方政府有特殊关系的原因之一。
中部地区是我国农业作为薄弱的地带，此地的农民生活不好，尤其是湖北江西一带，李昌平也是湖北出来的。此地人地关系更为紧张，水患频繁，农民的组织力反而还上不去，近乎原子化，那生活接济就更为困难了。不管是公社还是包产包干，都没有很好解决。如果坚持那些人的话术，三农问题实在就走偏了。这对农民来说，毫无现实意义，没有任何好处！
评论区有人质疑我的立场。难道在那里复读公社不好，包干好就是对农民好嘛？我后来知道有一个词叫农民之友。那这群农友是农民嘛？还是下地调查真的接触过农民呢？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句话是实打实农民说的。农友就视而不见了？八十年代修好的水渠，过了十几年斗渠农渠就不能用了。难道农友能给修水渠嘛？本来大家都能用的农机，结果一分，家里就分个轴承，这轴承能干啥？这群农友也视而不见。XX功在农村的流行，还有南朝鲜那一票盗版基督教在北方农村传播，这群农友想没想过原因呢？妇女儿童拐卖自84年卷土重来，农友是否知道呢？更别说后面三提五统农民不堪重负。农村教育在这个时期凋敝，有些70，80后反而因为生活的重担没法读书。有些女孩不得不去东莞做那种职业。这些农友想过没有，看到没有？
再就说现在，农民就几亩地，化肥几百块钱，农药种子再一两百，请人收割再两三百，化肥涨价了还能赚几个钱？要不就是去那种包了几百亩地的大户，先花钱打点土地二道贩子，再花笔钱租更大的一片地去种地，成为所谓的“农民农”，这也不赚钱。规模是有了，结果又有地租了，这不就是新的地主和佃农嘛？这些农友也视而不见嘛？
这群农友什么也不会，都已经包干了，还轮到你搁那说公社不好包干好？你们说一千遍一万遍，农民的处境也不会改变。农民不会感谢你们，你们也不配农友这个词，难道所谓的朋友就是不管农民的处境，只会说包干是好的，公社是不好的，这种粉饰太平的家伙嘛？要我说，你们所谓的农友就是农民的叛徒。
那群农友还没事嘲讽两句左？为什么会有左？社会如果没问题会有左？我算是知道了，这群农友心黑眼瞎。
所以得了这群人，表面上为农民说话，但是他们真的在乎农民嘛？
我来反驳一下这位朋友的观点，和他那虚假的数据。
顺便介绍一下前三十年中国农业与工业的关系。
我下面先放出几个准确的数据。
1949年，中国全年粮食产量1.13亿吨，仅及1936年。
1953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这一年，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农村开始推行合作化，农民拿出土地组建起初级合作社、高级社，到了56年，合作化基本完成。
1956年，这一年中国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05公斤，基本达到了热量安全线。
57、58年，粮食总产量小幅增长，58年达到1.98亿吨，但同期人口增长更快，58年人均粮食产量回落到300kg以下，为299.5kg。
六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17%，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0.82%。
1958年，留在国人记忆里的是“大跃进”、“大炼钢铁”、“放卫星”等，这一年粮食虽然有所增长，但不到2亿吨被吹到3.5亿吨，错误的数据带来错误的决策，加上收粮不及时带来的损失，为接下来的三年困难埋下伏笔。
1959～1961年，是极为困难的三年，粮食产量连续大幅下降，61年，粮食总产量1.37亿吨，低于51年水平，人均粮食产207kg，更是回落到解放前。
全国人民齐心协力，62到65年，工农业生产得到快速恢复，65粮食总产量达到1.95亿吨，与58年基本相当，人均粮食产量回升到268kg。
四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9.26%，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6.25%。
1966～1978，集体经济巩固发展时期
1966到1978年，稳定实行人民公社体制，13年间，虽有文革、主席去世、粉碎四人帮等大事件，农业生产波动并不大。74年，人均粮食产量再次突破300kg线。7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05亿吨，是58年的157%，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17kg。
十三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51%，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1.28%。
具体分析这22年人均粮食占有量停滞不前的原因，并非粮食总量增长慢，主要是同期人口增长快，人口增加了53%，吃掉了总量增长。
1978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8岁，识字率、入学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等社会发展指标在发展中国家里名列前茅。
在特定的历史阶段，粮食产量增加→营养改善→人均寿命增长→人口快速增加→人均粮食占有量停滞，这种情况好像比较普遍，平稳度过这个阶段后，人均粮食占有量才会进入比较快速提高的新阶段。
六、1979～1982，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体制改革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农村经济体制改革。1979到1982年，是公社体制到包产到户的过渡期，这四年年成不错，82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55亿吨，人均粮食产量达到349kg。
1979年1月11日,国家为了促进农业发展,决定把粮食征购数量降低，提高粮食征购价格20%。计划外收购价格在这个基础上再增加50%。
四年间，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3.85%，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2.44%。
七、1983～2013，联产承包责任制·集体经济解体时期
注1：以上数据均来自统计年鉴；
注2：人口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我国于58年才开始建立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因此非普查年的实际人口可能与统计数据有一定出入。
1982年以后，全面进入包产到户的新时期了，1996年，人均粮食产量412kg，这是第一次突破400kg的营养安全线，当然首次突破未能保持多久，就再次跌入300kg区间，2003年是1996后的最低谷，为333kg，2003至2013，粮食产量持续保持增长，2010年，人均粮食产量再次突破400k。2013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02亿吨，人均粮食产量达到442kg。
这三十一年里，粮食总产量年均增长1.72%，人均粮食产量年均增长0.77%。
2012年，中国人的预期寿命是74.83岁.
从1949年到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由1.13亿吨增长到6.02亿吨，年均增长2.65%。
64年中，有48个年头的粮食总产量较上年有所增长，其中，增长幅度超过10%的有8年，增速最高的是1952年，当年粮食总产增长了14%。1950、1952、1962、1963、1964，都是恢复性增长，正常年景里增幅上10%的，只有1966、1970、1973年。
另外16年则是减产年，减产幅度大于5%的有6年，除了大家熟悉的那三年，还有1985、2000、2003年，这三年的减产幅度都超过了1961年，但不及1960、1959年。
影响农业生产的因素很多，粮食产量年际波动比较大。分阶段来看，除了49～52、62～65两段属于恢复期外，78～82年体制过渡期的年均增产率是最高的，其次是1966～1978年、1953～1958年、1983～2013年，59～61则是连续三年减产。
为便于比较，剔除1949～1952、1959～1961、1962～1965三个异常段，以1953～1958这六年年均增长3.17%为标本，对1966～2013这48年的增长率作六年移动几何平均，最高的是1978～1983年段和1970～1975年段，年均增长都超过5%，从1983～1988年段起，年均增长降到2%以下，96～2001段出现负增长，直到进入新世纪，2001～2005年段的年均增长才开始恢复为正。
客观地说，老百姓对改开前的吃饭问题是不满意的，即便是人均粮食占有量最高的78年，316.6k较56年的306.8kg，22年只增加不到10公斤，老百姓不满意，太正常了。
但是把粮食产量作为衡量前三十年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是不客观的。因为那一代共产党人接手的是一个历经百年殖民和内战的农业国家。即便在建国以后，帝国主义都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侵略和殖民。
我还想补充一点，就是以农补工的发展路线。即剥削农民支撑工业的发展路线。这条路线是这样的，国家刻意压低农作物的价格去收购农民种植的农作物。这就是剥削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补到了工业上。等工业发展起来了以后反过来以工补农。即被农业支撑起来的工业全力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一切所需产品。
到了1978年，中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开始了以工补农。大部分地区有了拖拉机和小卡车。
不过随着集体经济被强行的拆散这些工业品也都没有了用处，不是拆了、卖了，就是生锈了。
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有一个弊端，就是短期可以激发农民的积极性，但积极性替代不了机械化。因为分田到户不可能让中国完成机械化。中国是个人多地少的国家，家家就那一亩三分地，农民不可能为了这一亩三分地去买一套农用机械。他们根本承担不起农机械的价格。结果到现在中国也没完成农业机械化，我看到的是农村全方位的衰败、老幼化、空心化。
土地是一项重要的生产资料，这个生产资料在古代是最优秀的生产资料，依赖于它，地主阶级才能稳坐统治阶级的地位。
这项生产资料的产出在近现代被其他一些生产资料远远甩在后面，但归根到底，土地仍然是生产资料。
拥有土地的农民，就是小资产阶级。
而土地归于集体，人民公社下的农民，就是一种农业工人，属于先进的工人阶级。
人民公社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改造，将他们全部改造为更先进的工人阶级。于是革命的基本盘一下子扩大到全国，将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根基给清理掉了。
而零散的农业工人也可以依托人民公社团结、组织起来。社会主义的根基便稳若泰山，生产力可以慢慢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广大组织起来的工人，上山下乡改造过与工人结合起来的知识份子，各地，工厂，公社里的民兵，这些是反资产阶级复辟的重要手段。
老人家革命一辈子，看的清清楚楚，所以必然支持人民公社而反对包产到户。
奈何老人家看的太清楚了，资产阶级确实复辟，解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用包产到户替换人民公社，批量制造小资产阶级。取缔民兵，收缴武器，解除了无产阶级的武装。于是知识份子也摇身一变，谁赢帮谁。
我国人民公社源自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并非我国首创。
苏联创建集体农庄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更好的征集粮食，保障农业持续供给资源和金钱来支持工业建设，本质上这种人为的工农二元制度，就是为了获取工农业剪刀差，收取超额税。
苏联能想到搞集体农庄，也不是什么制度创新，而是因为沙俄时期，俄国就一直有农庄传统，封建式甚至是奴隶式的农庄制度，在俄国改革之前，一直是农业制度的的基础。
中国虽然学了苏联这一套集体农庄制度，初期确实起了一些效果，工农业剪刀差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粮食，资源和利润，但是运行到最后，农庄获利越来越小，成本越来越高，水土不服越来越明显。
中国农业虽然一直落后，但在中国，哪怕明清，也不大面积搞这种奴隶制的农庄制度，中国的封建地主，对比俄国庄园主，都显得慈眉善目起来，农民对这种封闭的，残酷剥削的制度是不接受的。
集体公社持续的吸血到了七十年代，大家都明白这个制度已经不合时宜，如朽木一般，一触即崩，但是不实行集体公社制度，我们要怎么搞农业，怎么保证农业继续给工业输血？当然还有一个最致命的紧箍咒，那就是如果改革了集体公社，那实行什么制度，才能保证不会变资？
如何变革制度，才能不会被认为是叛徒，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因为谁也不想因为这么无聊的事被枪毙掉。
最开始的改革谁也不敢触碰公有的招牌，所以都是渐进式改革，或者挂羊头卖狗肉，依然把公有放在改革牌子上，生怕改革的太大，被政敌扣个帽子，不可翻身。但是持续渐进的改革到了八十年代，已经无法继续挂羊头卖狗肉了，因为这么多年来持续的小改，已经把集体公社的根挖掉了，那就是土地和粮食，公社已经不能绝对控制，这时候的公社，也就仅仅，剩了集体公社这层皮而已。
经过持续的小改，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公社制度已经事实上由集体所有制为主导，过度为集体所有和小农经济共存的模式，且集体所有越来越弱。
连保守派在八十年代也不得不承认，死守合作社已完全没有意义，自欺欺人罢了。
合作社的消失，一方面客观上给农民松了绑，给农民一些自由，减轻了农民负担，比如可以合法迁徙，合法经营个体工商业，开办私营企业，进城务工，城镇购房居住等等，但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比如农村组织崩塌，基层组织涣散，基层控制力弱化等。
农村人民公社好歹还坚持到1984年，然而，城市人民公社仅仅坚持了5年。剪别人，那都不叫事；剪自己，太苦了，不行。
再补充一些细节，1958开始1963消失，囊括当时全国百分之八十城市人口，规定每人月工资二十五元。这篇提到了影响积极性。看官们自己思考吧。
当时的想法是包产到户后把农民赶进城当工人，趁着对外开放招商引资的风头大力发展工业，然后再靠工业反哺农业，像欧美一样实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结果工业不仅没及时反哺农业，农业机械化到现在都没全面推广开（别拿什么人多地少说事，日本的小型农业机械就挺适合一家几亩地十几亩地运作，我们搞了吗？），而且生产迅速扩大化后因为内部消费水平提升的速度跟不上，只能严重依靠外贸，动不动就产能过剩，后面又因为大通胀，价格闯关等等，在80年代搞出了直到今天都还没解决好的各种严重问题，后面老朱的国企改革，西部大开发，2001加入世贸，都是在不停的给80年代的问题擦屁股，到现在都还没擦干净！
1.不能简单地说“什么制度好，什么制度坏”，至少人民公社有其合理之处，不能全面否定。
首先是利于集体管理、征收、定价，也就有利于实行工农剪刀差，牺牲农民利益提供资本原始积累；
当然，工人利益也被牺牲；
都是自己拿到的远远少于自己创造的。
只是农民不仅没有里子，也没有面子，还被工人歧视。
这是难以改变的，不向外掠夺，自然只能对内增收，不然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是天给的？
我们又不信神，肯定不是天给的啊。
2.人民公社建立的目的除了以上提到的，也有农业集体化、机械化提高生产效率以增加粮食产量等；
那么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呢？
并非该制度坏，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匹配，当时没有条件发挥出人民公社该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甚至还导致了腐败、积极性低-效率低下等问题；
但这些并非是人民公社不好，只是我们没有条件运行。
3.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说白了不就是“没有土地所有权只有使用权的小农经济”吗，小农经济很好吗？并不见得。
君不见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农民温饱即心满意足吗？
无非是解决了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人这么自私，肯定自主承包的积极性更高啊；
（评论区里说得好：这不是积极性高，这是被迫积极
——如拿枪抵着脑袋的被迫积极——自主承包就不能躺了，还躺就真饿死了）
在科技化肥的帮助下，积极性又高，自然粮食生产的就多了。
综上所述，当时我们没有条件运行“人民公社”，而我们有条件运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此而已。
并非前者劣后者优——君不见如今又开始“土地承包权转让”实行规模性农业机械化了？
如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真的永恒优秀，为什么会有所改变呢？
说白了就是与时俱进，是否适合当前时代、具体实际国情罢了。
总有一天，人民公社会回来的，不实行剪刀差，而且还发挥出它该有的生命力和优越性。
集体制也好单干也罢，只要不瞎折腾其实还行，想想苏东集团也搞集体化怎么没有我国那种长期食不果腹的情况？为何我国直到现在还是小农为主的农业？原因在于我国当初政策多变！以我老家为例
49年土改分地
52年互助组
54年合作化
56年集体化
57年退社单干
58年夏天大跃进
58年秋天人民公社化与大食堂
58年冬大炼钢
59年5月大放自留地食堂解散
60年3月共产风恢复食堂
61年初食堂解散分田单干
62年夏重新集体化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64年学大寨
65年割资本主义尾巴
66年夏天破四旧大串联
66年12月工农兵农场运动
67年全面武斗
68年夏天扩社并队
69年上山下乡
70年第二次学大寨
71年第二次割资本主义尾巴
72年5月废除扩社并队大放自留地允许副业
75年第二次扩社并队、第三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第三次学大寨
78年春大放自留地允许副业
79年知青回城、包产到组
81年包产到户
84年2月土地重归集体
86年12月再次包产到户
90年初土地允许转让使用权
97年秋土地重新调整禁止转让
98年土地再次调整重新分配
00年前后打工大潮兴起农民抛荒
05年土地再次调整允许流转
因为政策总变，所以我国一直处于小农状态，重点不在于那个好那个坏，而是政策能否长期维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