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发国家的第一桶金
1964年，韩国总统朴正熙来到西德鲁尔工业区，看望在西德挖煤的韩国矿工，在演讲中鼓励这些工人努力工作，为子孙后代打下繁荣的根基。然而，这段演说却被台下韩国工人的哭声打断。从一开始的小声抽泣，慢慢变成了整个礼堂内韩国人的集体哭号，连朴正熙的随行人员和夫人陆英修都偷偷擦眼泪。
当时，一穷二白的韩国为了筹措用于工业建设的第一桶金，陆续向西德派遣的了近20000名劳工，去做德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这就是韩国经济史上著名的“派德运动”。
在这些劳工中，男人以“技术训练生”的名义被送进煤矿挖煤，在狭小潮湿的矿井内，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有不少人用炸药炸矿时送了命；女人则被安排进医院做护工，去做照顾麻风病人、瘫痪老人等脏活累活。
这场持续十年的“派德运动”，被韩国社会普遍认为是韩国经济奇迹的起点。
韩国土地贫瘠狭小，自然资源极其匮乏，在没什么像样抵押物的情况下，根本没有发达国家愿意借钱给韩国搞经济建设。
朴正熙在求助肯尼迪后得到的回复是：我们不可能给得到美国援助的国家提供贷款。言下之意是你们韩国都穷成这样了，还需要我们美国援助，借给你钱不是打水漂吗？
“派德运动”的初衷，就是用派德劳工的收入作为担保从西德借钱。这些远赴海外的劳工不但用自己的血汗为韩国换来了第一笔低息贷款，而且省吃俭用，将生活所需之外的收入全部寄回国，这笔稳定的侨汇，成了韩国早期发展经济的重要资金来源。
但韩国人付出的代价远不止如此，“汉江奇迹”的背后是一代韩国人的血泪。通过“派德运动”去往国外的劳工虽然辛苦，但好歹是在发达国家务工，各项权益能有基本的保证。相比之下，韩国国内劳工的日子要更加难过。
在六七十年代的韩国，工人一天工作15个小时是常态，旺季更是需要连续加班三四个通宵，为了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工人不得不服用防瞌睡药品，他们戏称这些药为“定时药”，长期服用的工人普遍产生了耐药性，只有不断加大剂量，才能保证提神的效果。
韩国工厂的管理也极其变态，管理者动辄打骂、羞辱雇工是常有的事，工人们为了避免丢工作，不得不“憋尿”以减少上厕所的次数。在这种严苛的工作环境下，年轻的工人们饱受各种慢性病的困扰：尘肺病、消化病、妇科炎症、神经衰弱等等。
但就算辛苦到这种程度，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也无法满足生活所需，营养不良在工人中非常普遍。
类似韩国这种压榨自己的内向型积累方式，可以说是东亚特色，但也是后发国家的无奈之举，在既缺乏自然资源，又没有殖民地可以掠夺的情况下，除了压榨自己（好听点叫奋斗）别无选择。
东亚国家最早受这茬罪的是日本人，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为了“富国强兵”，大幅提高了农业税收额度，土地税收入一度占据全部税收的90%以上，导致日本农民收入锐减，大批农民由于无力缴纳税金而失去土地，沦为资本家的雇工。
工人的日子同样不好过，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工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保持着“高工作时长，低劳动报酬”的状态。日本平民的生活质量，一直到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以后，才有比较大的提升。
日本这种依靠廉价劳动力赚取第一桶金，然后搞产业升级的方式，可以说奠定了东亚国家的发展路径，中国能有今天GDP排名第二的局面，自然不可能免受这份罪。
现在这份罪开始轮到越南受了，但这是越南的福报，只有受过这茬罪才有可能搞产业升级，提高国民物质生活条件。
那么产业升级以后就可以不累了吗？
后发国家的悲剧在于，同样的产品，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价格需要更便宜，也就是走“性价比”路线才能获得一点点市场竞争优势，那么利润空间其实还是来源于压榨自己。
只不过产业升级以后，从压榨底层劳工，变成了压榨工程师和技术工人，比如自我压榨的典型，日本汽车工业的“拧毛巾”哲学。
二、性价比与“拧毛巾”哲学
汽车是日本的支柱产业，日本在七八十年代能有“一亿国民皆中产”的神话，汽车产业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日本在战后很快就确立了以“汽车立国”的经济发展方针，但丰田生产的第一辆SA型小轿车造价高昂，质量也非常差，基本上就是现在日本汽车形象的反面，以至于大量的库存积压导致丰田几乎破产。
当时，美国福特公司的生产管理方式大行其道，全世界的汽车厂商都在向福特学习。时任丰田社长丰田英二去福特考察了三个月以后意识到，丰田必须比福特做的更好，才有可能在市场上立足。
在丰田工程师大野耐一的主导下，丰田开启了后来被称为“精益生产管理”的生产方式，强调精益化、自动化、标准化。
说白了就是在每一个环节都要“榨出”效率，降低成本。
比如在美国的工厂里，车工只管开车床，焊工只管焊接。而大野耐一的方法是，把机器排成“二”字形或者“L”形。这样，一名操作工就可以管两台机器，后来发展到一名操作工可以看管不同工序的三四台机器。
与福特的大工业哲学相比，丰田的“精益生产管理”是管理学上的巨大进步。关于这个生产方式，有个形象的比喻，叫“拧干毛巾上的最后一滴水”。
“拧毛巾”哲学大幅压低了生产成本，同时提升了生产效率，是丰田得以在汽车市场立足的关键一步。当然，代价就是日本的工程师和工人需要比欧美同行更加努力工作。
但不管日本人如何努力，生产的汽车如何实用，始终都无法在利润最高的豪车市场打开局面。电影《大碗》有一句经典台词：“你要是开一日本车，你都不好意思跟别人打招呼。”，精准描述了日本车在世人心目中的品牌形象，那就是代步可以，彰显身份还得是欧美豪车。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后发国家的产品，逼格天然就要低欧美发达国家一头，假如印度向中国出口本土品牌冰箱，说服中国人不买海尔的理由，只能是印度冰箱更便宜。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产品竞争力要想摆脱“性价比”的困扰，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新兴产业闯出一片天地，比如大疆无人机在全世界都是高端产品，自然就不需要走“性价比”路线。
那么新兴产业就不累了吗？
三、竞争激烈的新兴产业
东亚各国作为后发国家，选择发展新兴产业，与西方站在同一起跑线，是获得公平竞争的唯一方式。日韩当年选择发展电子工业，我国选择新能源、互联网、5G都是这个逻辑。
然而，新兴产业虽然利润高，但竞争极其惨烈，大多数情况下反而比传统行业要更加辛苦。
新兴产业的特点是“三高”，既高附加值、高投入、高发展速度，这“三高”又导致了两个结果：
1，高附加值带来的利润需要投入研发才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导致该产业带来的利润，难以用来提高员工福利和增加政府税收；
2，新兴产业发展速度极快，一旦懈怠就面临着落后的危险，导致企业管理者经常被焦虑和危机感笼罩；
典型的案例就是台积电，营收的大头都被投入先进制程的研发，而且为了应对三星的竞争，硬生生让一群博士生用“三班倒“方式进行研发工作，这就是台积电著名的“夜莺计划”。
为了在10纳米制程的竞争中获胜，台积电在2014年组建了一支超过300人的工程师团队，采用24小时不断工作的研发方式。该消息被爆出以后，震惊业界，虽然半导体工程师本就是加班极多的工种，但研发工作像流水线一样弄成“三班倒”，实在是卷出了新高度。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在一个随时担心被竞争对手掀翻的行业，焦虑感必然会用员工加班来缓解，以BAT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弄出“996”加班文化也是这个逻辑，这一点即使在美国IT行业也不例外。
以微软为例，虽然现在被戏称为码农养老院，但微软在创业初期对员工并不友好，比尔盖茨本人是个加班狂，自然不可能让员工闲着。有段时间，比尔·盖茨甚至靠记员工车牌来控制员工上班时间，防止迟到早退。
另一个例子是亚马逊，由于电商和云计算的飞速发展，亚马逊在奉行955工作制的硅谷，可以说是“血汗工厂”般的存在。除了常态的加班，亚马逊很多员工在深夜与节假日都要随时待命，不及时回邮件就会被立马追问，大半夜守着电脑on call是很多亚马逊码农挥之不去的阴影。
连美国这种老牌发达国家都难以避免新兴行业压榨底层员工，有怪物房之称的东亚为了保持竞争力，自然更难对员工温情脉脉。
四、东亚会永远累吗？
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要先搞明白欧洲人（尤其是西欧和北欧）的舒适生活是怎么来的。
欧洲人日子过得舒服主要靠软和硬两方面支撑，软的方面就是欧洲作为世界的Old Money，在吃喝玩乐上的逼格天然就高别人一头，其它地方的有钱人和中产只要稍有条件就会消费欧洲的产品。
比如化妆品和护肤品能买法国的，就不会买日韩的，更不会考虑国产的；红酒是法国的最好，啤酒是德国的最好，奶粉是荷兰的最好，就连矿泉水也要法国依云的；最顶级的婚礼是欧洲的城堡婚礼，实在没那么多钱也要去欧洲度蜜月，去欧洲旅行更是顶级的享受，以至于欧洲成了旅游业最大的市场，收入占据全世界接近四成的比例。
这种依靠文化软实力建立起来的竞争力，是欧洲这些高附加值产业的绝佳护城河，欧洲的从业者们根本不需要内卷，就能获得丰厚的利润。
而硬的方面就是欧洲有非常多隐形冠军企业，比如瑞典的轴承、卢森堡的特种钢、列支敦士登的高端假牙，这些行业都有较高的附加值，但涉及的核心技术，往往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更新，其竞争力来源就是多年来积累的诀窍（Know-how）。
以瑞典SKF公司的轴承钢为例，轴承这种产品需要很高的抗疲劳强度，如果使用的钢材哪个地方有杂质，首先就会从这里开裂，导致轴承生命周期变短。而SKF可以做到轴承钢含氧量几乎为零，这样就不会存在夹杂问题。
SKF能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他们的设备先进，也不是他们掌握了某种外人不知道的原理性知识，而在于长年积累的工艺诀窍和操作细节。先进制造业中有一部分是涉及核心技术和原理的显性知识，另一部分是隐性知识，前者可以靠科研人员在实验室鼓捣出来，后者只能从生产中一步一步摸索，新入场的竞争者很难实现弯道超车。
欧洲作为几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发源地，类似的积累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由于从业者不需要做突破性的技术研究，也不用担心突然冒出来的竞争者颠覆整个行业，这种稳定带来的安全感，是欧洲人能保持“低焦虑和低工作时长”的底气所在。
当然，如果不计成本的投入，欧洲这些隐形冠军企业的护城河，也并非难以逾越。比如在航天领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有一种很重要的航天涂料，材料配比非常苛刻，外国人预计中国五年才能做出来，但是中国两个月就弄出来了，用的方法就是不计成本，把几个材料按照0.5个百分比一档，做了三万多个样片，挨个试出来想要的配比。
但是在民用领域一定要考虑投资回报率，相比花费百亿千亿去攻克别人几十年的建立起来的技术壁垒，把这些钱投入互联网、新能源、5G等万亿市场规模的新兴产业，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显然后者更为划算。
理解了欧洲舒适生活的底层逻辑就会明白，后发国家只有在新兴产业持续投入，不断积累技术优势，拓宽护城河宽度，隔绝竞争对手，把一个个新兴产业熬成“高科技传统行业”，才有机会过上欧洲那种“低焦虑和低工作时长”的生活。
日本在战后七十余年的努力下，已经看到了曙光，据“隐形冠军”概念的提出者赫尔曼·西蒙的统计，全球隐形冠军企业共有2734家，其中德国有1307家，其次是美国有366家，日本排第三有220家。
正是这些积累，使得日本有底气在“失去的二十年”后，开展工作方式改革。根据数据，从2012到2021年，日本正式社员整体的加班时间，从每个月约48小时减少到了约25小时，虽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总算看到了一些希望。
以下是我的其它回答，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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