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为什么汉朝宗室不攀附姬姓刘氏为祖，而攀附名不见经传，要非常拐弯抹角才能化为刘的祁姓范氏为祖先吗？
知道为什么曹操不攀附姬姓曹国这个正宗的三代王族为祖，而攀附没有王族血统的汉朝丞相曹参为祖先吗？
因为在当时，姬姓宗族真的在，曹魏时，周王室后裔还享有二王三恪。
在古代的史书里寻找谱系编入家谱不会带来任何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例如蠲免徭役，享有祭司地位（爵位），采邑，免税田地，不需与普通田地同等纳税的田地等等。能带来这些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是无法通过攀附取得的，不仅如此，还会遭遇打假和制裁。所以攀附祖先都是攀附世系传承早已断裂的。
中国大规模攀附三代王族、诸侯为祖先都是到了唐朝时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里，人均先秦贵族后裔（先秦贵族，顾名思义，秦朝之前的贵族，即三代贵族）。
但是在汉代，距离秦灭六国的时间相去不远，是很难攀附先秦贵族的。所以在《汉书》、《后汉书》里，一些地位较低的有先秦贵族祖先，而地位很高的却没有先秦贵族祖先。
对家族祖先的记忆及其稳固持久性是受制于文化记忆及其组织形式的。家族的消亡，不是有形物质的消失，而是在集体、文化层面上的遗忘。
保持家族记忆最有效的手段就是宗教（当然需要自己建构的宗教，而不是信仰别人的宗教）。所以，印度教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印度教的祭司阶级，也就是婆罗门是一脉相承了下来。
高种姓不是看肤色，而是看家族的传承，家族的传承是按父子Y染色体世代传承的。当婆罗门往南印度扩张时，由于南印度的西欧亚血统较北印度少，婆罗门只要与当地人通婚，肤色就会变黑。但是这些不会改变其Y染色体的传承，只是常染色体变化了。虽然常染色体决定人的外貌，但是家族的传承看的是Y染色体。
所谓祖先，指的是父亲的血。当婆罗门往南亚次大陆的广袤领土扩张时，尽管由于通婚以及光照造成肤色越往南越黑，但是父亲的血会始终传承。
大约20%~40%的印度人男性、大约30%~50%的东欧人男性都拥有同一种Y染色体类型，而这可以追溯到6800年到4800年前的同一个男性祖先。相反，母系传承的线粒体DNA则几乎只局限在印度境内，说明线粒体DNA几乎全部来自南部ASI（印度南部祖先人群，Ancestral South Indians），就算是在印度北部也一样。对此，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欧亚西部和印度之间在青铜时代或之后曾发生过人类大迁徙。携带上述Y染色体类型的男性移民在繁殖后代上异常成功，而女性移民对其后代的遗传贡献就要少得多。
根据一些实验室做的检测，婆罗门，也就是祭司阶层，身上的ANI血统（印度北部祖先人群，Ancestral North Indians）占比就比周围的人群要高，不管他们讲什么语言。尽管还有一些例外，包括一些有大量文字资料证明的、整个族群的社会地位发生转变的案例，但是从统计学上来讲，这个发现可以说是证据确凿，而且这也表明，我们所说的ANI和ASI血统（印度南部祖先人群，Ancestral South Indians）之间发生的混血，在古代印度有其社会等级化的背景。
应用数学家尼克·帕特森（Nick Patterson）计算了草原相关血统和伊朗农民相关血统所占比例的比值，发现有6个群体的比值比预期的要高。所有这6个群体都处于种姓制度中的婆罗门之内。婆罗门在社会中的传统角色是祭司，以及守护那些用印欧梵文写就的古代文本的保管者。要知道，帕特森测试的群体中，婆罗门只占了大约10%。
所以，一个很自然的解释是，在北部ANI与南部ASI融合的时候，ANI并不是一个同质的人群，而是内部包含了各式各样的子群体，每个子群体的草原相关血统与伊朗人相关血统的比值独具特征。那些负责保管印欧语言和文化的人身上，草原血统的比例相对高一些，再加上种姓制度在维持血统和社会地位方面威力巨大，经过了数千年的代代相传后，北部ANI中古老的人群子结构还是沉淀了下来，在当今的婆罗门身上仍然历历在目。
正是对婆罗门血统的检测，为印欧语系起源的草原假说提供了另一条证据。从历经千年、由婆罗门祭司保留下来的宗教中能看出印欧文化的影子，所以不仅是印欧语系，还有印欧文化都有可能是由那些源自草原的祖先们传播开来的。
所以，一个伊斯兰化地区，就别攀附印度教高种姓了。伊朗被伊斯兰化时，还有祆教麻葛带领一部分不愿意改宗的信徒离开伊朗前往印度的。
在一个宗教没有走到末路时，高种姓尤其是祭司阶级如果有选择，未必愿意改宗，更有可能带领一部分不愿意改宗的信徒撤退。
400年汉朝灭亡时，为了皇位，为了不愿意认曹氏为皇帝，刘氏宗室还打出了三国演义。更遑论宗教这种一旦确立就长达数千年的基业。
奉谁为至尊，奉哪个神为真神，奉哪个群体为正统的祭司阶级。这些博弈不比皇位的博弈轻松。难有千年的王朝，但是宗教可以轻易传承千年。所以，婆罗门（祭司）为一等，刹帝利（君王）为二等。今天的婆罗门依旧是佛陀时代的婆罗门的后裔，今天的刹帝利已经不再是佛陀时代的刹帝利的后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