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也不能说最成功吧，但有个制度是比较独特且成功的，是中国历史实践打磨出的优越制度之一。它就是从汉朝一路发展到今天还在施行的：仕宦避本籍。用现在的说法，叫做干部异地交流任职。这制度是古代中国中央集权制度的一个细分组成部分，切入这一点谈谈我的认识。
两汉，形成避籍制度。地方长官由朝廷任命委派，不能是本地人。但其属吏却必是熟悉地方情况的本地人。
“长官监察官必避本籍，属吏必用本籍，惟京畿不在此限。”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
魏晋南北朝，废除避籍制度，地方长官多是地方豪门出身，朝廷反而只能委派属吏，对地方裙带关系盘根错节的豪门长官进行极其有限的监督。于是，魏晋逐渐形成牢固的门阀社会，地方上的士族阶层势力通过执政地方得到不断巩固，越做越大，数百年长盛不衰，形成对地方政治、经济诸多要素的历史性长期垄断。可这四百年间，国家却战乱不止，罕有统一。
唐代，重启避籍制度。
“不许百姓任本贯州县官及本贯邻县官，京兆、河南府不在此限。”
宋代，严格避籍制度。而且不允许“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
“官守乡邦，着令有禁。”
“不得差在本贯及有产业、并见寄居者旧曾寄居处。”
“及自今调官， 宜如旧制，避其籍贯，庶不害公。”
明代，避籍制度更加严格和规范化。
“定南北更调之制，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其后官制渐定，自学宫外，不得官本省，亦不限南北。”
“其应选官员人等，除僧道、阴阳、医士，就除原籍，余俱各照例避贯铨注。”
清代，避籍制度不仅严格，而且从两汉的模糊规定，到唐宋原则性的框架规定，到清朝已经发展得更加繁琐，不仅要避籍贯，还要避寄籍、祖籍、商籍，而且同地下派官员之间，籍贯上也多有回避规定…
“在外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
“选补官员所得之缺， 在五百里以内，均行回避。”
“查明该原籍地方，如系邻省在五百里之内，应行回避之缺，不得混行题补委署。与两省交界添设佐杂等官，如驻扎衙署，与该员属籍附近在五百里之内者，亦令照例回避。”
晚清民国时，很多专业学者，名流大家，都对这个制度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皇帝专制手段，是造成清朝最终“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根源。因为他们认为一个朝廷任命的官员，到了人生地不熟的陌生地方做地方长官，甚至连口音都与当地不通。这个地方的老百姓不知道他，他也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没感情，缺乏认识和经验，与底下陌生的属吏共事与合作，也缺乏磨合和互信。于是，这些造成了异地短期任职的官员，过分追求短期政绩和个人利益。到现在，反对这个制度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认为它限制监督机制…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支撑中国文明底色与数千年强盛史的关键制度。
西方或许并不认同这种制度，因为它本身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的配套制度。西方听到这些词就会反感。比如灯塔美国，州长就是本州的名流或豪绅，是本州选举出来，与联邦政府无关。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之间，是近乎于平行的权力，没有隶属关系，甚至还存在公开对抗。这与中国历史形成的政治形态是完全不同。这次疫情，美国在防疫局面上的崩盘，甚至发生了州长对联邦喊话“封城就宣战”的奇葩现象，与美国分权自治制度下，优先保障地方利益的制度设计有关。因为地方利益，主要体现在地方企业和名流的诉求，它们当然不想第一时间承担不开工的经济损失风险，游说地方州政府，向地方民众宣传反抗联邦的封城措施。在疫情肆虐时，为了保住企业利润，地方州当然优先保障对地方州政府深度控制的地方集团利益。而风险和更大的损失则由整个国家社会来承担。
中国在民国时期，其实也有过地方政府与国民政府并不存在实际隶属关系的状态。比如，在被当时山西学生骂为“大独裁者”的蒋介石的统治下，山西的铁路轨道口径竟然拒不与全国统一。外省的火车物资开到山西的同蒲铁路时，是要换车才能继续行进…这就是山西本地人阎锡山长期控制山西的结果。这种国中国式自治的事情在真正的中央集权制度下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时期终于满足了晚清民国那批名流们的乡土英雄情结，认为地方自治，地方分权才能结束皇权专制…理所当然，避籍制度，成功被取消了。但现实中，这种形态下，世界列强通过拉拢各省的地方权贵，买办集团，通过代理人政治运作，把名义上一体的中国，从列强势力范围上，瓜分得四分五裂。而为了各自势力范围与利益版图的扩张，地方集团之间长期混战，这是近代中国最为弱乱的时期。
特别吹捧西方制度的人，就是无法透彻理解一点：作恶的不一定都是国家统治集团，也可以是地方治理集团。而且，更多时候是地方治理集团，因为它们不像国家统治集团那样站在舆论视线的焦点，更为隐蔽和不透明。即使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也不是皇帝一人，或者皇帝和他身边几个人的意志，就能操纵并决定整个国家社会的结构性兴衰。我们中国之庞大，东部和西部的地缘条件是完全不同的，政策需求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相斥相反的，可很多人在谈论中国的问题时，却把中国当做一个整体一概而论。用儒家的帝王将相史观，仅仅盯着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责任，容易七尺烛台灯下黑，忽略更大更直接的地方性因素，和真正的问题所在。这些问题可能就在身边，而不是几千里外的京师。就像马云再富，能直接剥削的顶多也就是阿里系的十几万员工。可现在全国成百上千万人在互联网上只骂首富，是因为你家老板低调的剥削，根本没人认识…中国2000年来，历来是一个“编户齐民”与“皇权不下县”并存，国政与乡约共生，“浸猪笼”的族规私行与“杀人者死”的典章律法同有的社会。从封建诸侯，到士族门阀，再到乡闾缙绅，虽然分权自治的层级在逐渐下移，但自治却始终是广泛存在的。即使到今天，农村村民自治也是现状，虽然村选制度的结果并不尽人意。
西方把不以投票制度、席位制度作为核心体制的国家，统统看作是落后独裁的国家，根本就是对与自身不同，或存在一些未知逻辑的事物抵触性质的一刀切判定。比如，他们认为中国和他们推翻的伊拉克、利比亚是一样的不以票席规则为核心的国家，所以他们全部看成是落后的，但多数人却无法解释中国复兴与崛起的现象…西方之所以把中国和这类国家放在一起，是因为西方觉得它们都不注重个体投票与地方席位，仅此而已。不是甜的，就一定是咸的？但如果从中国的视角来看，所谓卡扎菲这类独裁者，根本就是一个部落联盟大酋长，一堆国中国的大拼盘，没有精密的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全局的统筹动员能力，地方高度自治。这种松散的构架，如果刨去票席制这一点，明明和西方国家架构更接近，包括卡扎菲本人都是在面临战争时，被自己国家的地方势力先围攻推翻…用“票”解释一切国家，无疑是先入为主，以偏概全。这个世界不是非要用“票”的逻辑，才能维护底层的利益。“票”，更像是美国扑克牌游戏的精神——比大小，比多少。投出一票，必须要保证自己是多数派，是更大群体，才能体现到自己的票是有用的。否则，如果不幸自身立场或认知属于少数派一边，哪怕属于49%，这张票仍然是无效无用的。西方的“票”，并不是完美的民本主义解决方案。因为表面上看，当自己拥有了一“票”权利，就可以自己决定自己对国政的选择。但真实情况是，由于基数太大，自身权重太小，甚至可能不占人数优势，那点权利和国政其实是弱相关关系，所能影响撼动得范围非常窄。而且，当自己拥有这点选择权力时，可能那个自私自利、肤浅幼稚的邻居，甚至是走上街头的某个偏执狂，在你关切的问题上已经拥有了与你同样大的权力。也许他更会“闹”，他的权利经过放大之后，还要压过自己…票席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决策对错与否，所体现的是下层与高层的相互制衡。然而这种制衡，在传媒技术推动底层人群认知结构发生改变时，似乎正遇到瓶颈。由于全社会过度关注对两个人的选择，反而忽略了更加牢固且盘根错节的地方集团、利益集团的切实存在。中国的制度同样存在历史形成的，与西方不同的，众多独特的制衡逻辑。中国的制衡思维，体现着中国麻将牌游戏精神——复杂严密的错位组合。避籍制度就是其中一个。
应该说，作为中国历史形成的核心制度与核心文化理念的配套制度，避籍制度，更趋近法家理念，是针对人性之恶所设计。它的前提设定就是为官者普遍有私心而限制私心，所以能够遏制裙带，遏制山头主义，地方本位主义和保护主义，统筹全局。正因是围绕人性恶的一面进行设计，才不像儒家提倡的“个人修德”那样，容易流于口号变得空泛，而是发挥了巨大积极制衡作用，是历史上央地互相制衡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如果没有强力的国家全盘导向，比如之前一任纽约市张每天做地铁上班，很节俭，很亲民，但这位纽约当地企业家出身的市长卸任时，资产比它当选市长前膨胀了数倍之多，以是数百亿美元身价…他还多次连任市长，美国对州长、市长的任期限制普遍要比对总统小得多。还比如香港，没有像新加坡那样实行集中体制，香港市民向外部抱怨着房价的不公，却不去反思应该如何限制本土地产巨富的垄断行为…因为他们受到的引导是有问题的，香港地产商对当地舆论的左右能力非常强。它们尽管高度自治，却要把地方治理不当的锅甩到对它们罕有干预的国政之上。在同样的人性之下，分权自治和集权统治是两种制衡思维。地方自治下本地名流权贵阶层，也会侵占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因为有避籍制度，所谓临时地方官也会从外地拉来门生故吏搞裙带，却只是暂时于该地存在三五年之久，他的裙带和当地名绅的裙带也会相互牵制，长期以往是对地方人事固化的不断冲击，激发更高强度的竞争态势，最差也好过自治…如果有明确的考核底线，想要做出达标的政绩就更必须要制约地方对派官的掣肘，形成互相监督，是利民的。西方国家的强大，是来源于一度对整个地球90%的土地进行殖民统治，而不是在本土施行自治。殖民统治是完全不敢放开让殖民地自治的，比民族国家的集中制更呈高压态势，却间接产生一种和避籍制度微妙的相似。而西方在本土实行自治，是为了更好的通过票席制，规范各种本土势力，让大家能够坐下来，用席位博弈这种方式和平方式来瓜分来自全球的外部输入性利益，不至于让本土因为利益格局剧变而产生政治动荡，可自治本身并不利于没有外部利益的国家发展本土…
清朝之所以出现避籍做官，过分追求短期利益，不是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而是这个制度所服务的对象出了问题。这个制度，本身是服务核心国体——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央集权不等于君主极权。朝廷可以是诸多层级和集体决策的团体，但君主必然是个人。这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背后是被扭曲的政绩观，即只对君主个人负责，官员治理这个地方，只需要稳定就可以了。专制君主只需要稳定，不一定需要发展。稳定与发展之间有相关性，但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对等关系。发展，尤其是快速发展带来的社会结构性剧变，其实会对稳定产生巨大压力。稳定，也不一定是靠发展而实现，也可以是用压制弱化百姓的方式来换取，也可以是用换取地方权贵势力的合作来妥协性达成。只不过，潜在的社会代价，会被暂时掩盖，但仍在积累，积弊爆发时社会代价更惨重。清朝就是例子。
清朝虽然延续的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国体，但同时是中国君主极权和个人专制的顶峰，所以清朝的避籍制度虽然是服务于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但中央集权制度却最终被服务于君主个人。这个君主个人极权是清朝独有的旗籍等更多细分制度支撑的，并不等同于整个中国历史各个朝代都与清朝的极权程度一致。用个粗点的比喻，中央集权是架构，是方法，是一个精细编织的箩筐，它最终要选择这个框架所要承载得，所要服务的目标。也就是这个瓶子要装什么酒。而清朝的君主极权，或者汉唐的群体集议，则是这框架里最终选择要放进去得东西。法国在80年代以前也是公认的中央集权制度，中央集权制度与票选制度并不完全对立，但构架上显然存在不兼容点，原本处于黄金发展期的法国没能坚持下去。显然清朝选择了把登峰造极的个人极权放进去。而清廷后期的失败，导致了中央集权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期被一边倒得污名化。可晚清开始，清朝的衰落实际伴随的反而是清廷集权能力的走衰。中央集权作为框架载体，与君主极权作为目标载物，二者并不等同的区别现象，在晚清此强彼弱中体现就很直接：那时皇权代理人慈禧在战略评估上完全错懵，对全世界列强同时宣战，清廷中却没人能阻止，此为君主极权之猖。而同时，地方利益集团为保存自身而轻易使南方富庶省份采取东南互保，不接受清廷动员，与国家做战时切割，此为中央集权之衰…此强彼弱，明明不同，大多数人却总将二者一概而论，不得不说是受到西方视角的影响。所以，中国的传统国体，并没有严重问题，甚至它现在还在继续发展，给当今世界现代化道路提供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思路。关乎一个国家真正兴衰的是，到底国体框架，所要承载和实现的是什么国家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载体没问题，要看载物是什么。显然，肯定不是清朝那样的高度皇权意志导向下，拒变图稳，与全国官绅大地主集团合作，一味保天子而不保国民，保京畿而不保国土的皇权目标。
良好的社会，政绩观念肯定不是对个人负责。现代社会，是建立在科学之上。科学化管理，要求社会管理必须坚持指标化管理，数据化管理。现代国家的政绩考核指标，是基于完善的基础统计报表体系、数据分析体系，进行明确计量、科学分析、精准定性，以数据报表的形式进行记录、查询、汇报、公示，为国家管理者和地方管理者提供真实有效的科学决策依据，准确评定绩效，并公示于众。数字不能说完全没有魅惑性，但比起人类语言的欺骗性和煽动性要弱得多，更加客观公正。
1985年之前，中国大陆对国民经济核算源于前苏联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1985-1992年逐步与联合国推荐的源于市场经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接轨。1992年8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实施新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方案的通知》，正式开始在中国实行SNA体系，GDP成了中国最为重要的经济指标。1993年起，国家统计局完全摈弃MPS核算体系彻底转向SNA，这样中国经济增强了与市场经济国家经济的可比性。200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关于我国GDP核算和数据发布制度的改革》，完全规范了GDP数据，发布的GDP分为初步核算数、初步核实数和最终核实数三类，通过各类普查对GDP数据定期修订。自2003年启动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开始，每五年进行一次全国经济普查，历次全国经济普查对前期国民经济数据特别是GDP做出修订。国家统计局于2020年正式实施统一核算各地区年度地区生产总值，以进一步避免分级核算制度下，地方为追求高数据而造成的地区与全国数据不衔接，地区生产总值汇总数长期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弊端。
票席制的逻辑是以下制上，盲点在下，而集中制的逻辑是以上制下，盲点在上。后者制度，并不比前者差，重要的是每种制度如何克制盲点。答案是，科学、平衡、透明，用客观物证和集体制衡，来推动决策机制的去个人意志，实现群策集议的制度化。我们中国的群策集议制度现在是做的非常好的，根本不像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只要中国坚持唯物主义价值观，尊重和坚持使用科学方法，坚持采用与民生经济有关的数据指标作为公开透明的绩效考核对象，坚持发展主义的目标，只要全国各地地方论坛，互联网上各种城市话题下网民都还在“比”GDP，“比”人均可支配收入，异地任职，就是中国相比西方更优越的制度设计之一。而如果西方票席制，一味强调意识形态，而不是尊重数据化管理所体现的科学精神，那么他们是丢掉了他们曾经先进的理念。上个世纪，我们从西方引进科学的数据化考核和统计制度，是我们中国能够成功的一个很大激励因素和实现手段。这使我们有效避免了进入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那种，过分追求描述性、口号性、纲伦性，甚至宗教性的意识形态迷困中。因为我们追求的，是科学，是理性，是发展，是唯物主义，是数据化可见的经验，是被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以及集体宏观数据带动下的个体微观面切实进步，而非空洞的乌托邦理论。
汉武帝的财政制度。
到现在它们依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
我们现在只要看到两国开战，就习惯性地通过对比战争双方的综合国力，来预判胜负。
实际上，战争的成败，取决于统治者将国家资源集中起来，转化为暴力的能力，不见得谁综合国力强、纸面力量优，谁赢面就大。
比如宋朝，论综合国力，科技水平，怎么都比周边的少数民族强，但为什么愣是被打得找不到北呢？
就是因为赵宋官家失去了对国家资源的掌控，人口虽众，物资虽丰，但财政能力低下，无法把经济资源集中起来转化为军队的战斗力。
相反的例子是汉武帝统治时期的汉朝，同样作为中原汉人建立的政权，汉军四面出击，「虽远必诛」，北面打匈奴，南面平百越，东面搞定东瓯并跨过渤海打服朝鲜，西面开通西域又几番远征楼兰、车师。
为什么汉武帝可以这样连续不断地打大仗？
首先肯定是有足够强的社会控制力，不然老百姓凭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替他上战场卖命？
其次是有足够强大的财政，因为打仗是个烧钱的项目，「大炮一响，黄金万两」，从战前的动员准备，到战时的物资补充和转运，再到战后的封赏和安置，每一步烧掉的钱，都是天文数字。
而且汉武帝不光打仗烧钱，这位老兄还是出了名的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周游巡幸、封禅泰山等面子工程，一个都没落下，钱更是烧了无数。
于是问题就来了：
1）汉武帝是怎样做到 「集中力量干大事」的？
2）他又是如何搞钱的，以至于年年都有钱烧？
3）他的财政制度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何至于到现在依然深刻影响中国社会？
一、帝国的野望和阻碍
古今中外，所有的统治者都最关心两件事：
1）打造一个控制力强的政府，可以调动最多的资源，干最想干的事；
2）建立一套可靠的财政系统，来维持这个政府的运行。
汉武帝最想干的大事，无疑是「虽远必诛」——把匈奴彻底打服，建立万世景仰的不朽功业！
从周朝开始，游牧民族就一直是中原政权的梦魇，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所制造的麻烦仅仅是掠夺边境，对于汉朝这样刚刚完成大一统的王朝来说，「匈奴帝国」作为最强的一股「境外势力」，他们还是王朝内部分裂分子的倚仗，不管是汉初韩王·信、燕王卢绾的叛乱……还是后来景帝时期的「七国之乱」，都有匈奴人的参与甚至煽动。
因此，打爆匈奴，既有外部安全的要求，也有内部稳定的考量。
汉朝刚建立那会儿，高祖刘邦就打过一次，结果闹了个「白登之围」，差点回不来。
高祖死后，惠帝继位，吕后掌权。
吕后做梦都想打匈奴，不光因为她老公被欺负过，她自己也被匈奴人欺负惨了。
冒顿单于曾给她发过消息，语气轻慢地说：「我想到你家玩玩，既然你单身，我也单身，咋俩凑合过得了……」
数至边境，愿游中国，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汉书》）
这可真是奇耻大辱，「虽远必诛」固然解恨，但建国之初的大汉，国力衰微，民生凋敝，皇宫甚至穷得连四匹相同颜色的马都凑不齐，大臣也只有牛车可供代步……贸然和全胜时期的匈奴硬刚，无异于以卵击石。
吕后终究不是慈禧，干不出「向列强宣战」的蠢事，选择了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但这股怒气算攒下了。
后来的文帝和景帝，延续了汉初 「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汉朝国力暴涨：
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史记·平准书》）
随着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汉朝内部的分裂势力也被按到了地上，可以说，汉武帝接盘大汉政权的时候，局面是前所未有的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打匈奴了呢？
远远不够！
一是诸侯王们虽然搞不动分裂了，但中央却未必能指挥得动他们。
这些人开府建衙，在地方搞自治，虽然军事上被削了又削，但仍然拥有独立的行政班子和财政体系。
汉武帝要对强大的匈奴发动国战，就必须要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不可避免会对诸侯国进行征发，诸侯王们固然没有明着拒绝诏令的胆子，但消极应付或借机搜刮的胆子，不光有，还很大。
所以光是军事上让诸侯服帖还不够，必须要收回他们的自治权，最好是夺其国抄其家，直接将诸侯封地纳入中央的控制范围。
二是汉初的「无为而治」，给帝国财政留下了巨大隐患！
汉武帝接手初期的大汉王朝，乍看上去，综合国力很强，但其实内部问题很多，贫富分化严重。
「无为而治」是典型的「小政府、大市场」思维，非常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特征，尤其是汉文帝，这位千古帝王的典范，道德圣君的楷模，把轻徭薄赋、宽厚节俭发扬到了极致，他不仅开创性地把土地税由十五税一减到三十税一，甚至有十三年是直接免收土地税的，这不能不说是仁政吧？
仁吗？
看你站谁的立场，如果你是地主土豪，政府免你的地产税，你当然觉得是仁政。
但政府是不创造财富的，必须收税，不然就运转不了。
而所有的税，从大类上分，都是两种：
1）财产税；
2）人头税。
有人说：「不对，还有商业税！」
商业税比如消费税、关税，最终都会纳入价格，由消费者承担，归根结底还是人头税。
财产税具有累进性，所以好处很明显，那就是公平、公平，还是™的公平。
又由于财产税是富人税（富人才有财产），所以坏处也很明显——征收难度大！
一方面是在古代财产评估难、确权难。
要征土地税，得先知道田地的面积多大，产出多少，主人是谁，对吧？
但汉朝那会儿，识字的都没几个，又有几个人具备丈量土地这样的高级技能呢？要知道田地的形状可不规则，而且还有熟地和贫地的区别，以及不同作物，不同经济效益的区别，总之就是复杂得一匹。
但最主要的，还是田连阡陌的大地主会对抗征税，他们和地方官僚同气连枝，或隐匿财产，或阻碍中央核田，在「小政府」的状态下，中央几乎拿他们没办法。
汉文帝之所以一再减免田赋，除了他是仁君，我更愿意相信是他默认了无法征收土地税的现实。
再说了，三十税一具体要怎么执行？你怎么知道赵地主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该交多少税？
占有土地不用交税，还可以躺着收租，如果你是先富起来的人，你会不会搞土地兼并？
肯定会嘛！
就像现在的房子，由于没有持有成本，谁还不想多买几套用来收获稳稳的幸福呢？
更严重的是，汉朝的土地一开始就分配不均！
高祖打下江山后，根据二十级军功爵位从高到低，依次分给手下人土地和宅地，爵位最高的是列侯，原则上可以分到的宅地是 105（宅），田地则是没有限制，爵位最低的叫公士，也会有宅地 1.5（宅），大约是 2500 平，田地 1.5 顷，也就是 1500 亩。
高祖是不是很慷慨？分配是不是很公平？
就因为太慷慨了，把饼画得太大，大到整个国家都盛不下！
因为整个国家都没有那么多地，就只能有些人分，有些人不分。
哪些人分呢？自然是官大的人！
哪些人不分？必然是没有政治话语权的人！
「唠点历史」在《帝国财政》这一节中，举过这么一个例子：
假设你是个跟刘邦打天下的小兵，领了个二级爵位，盼着回老家分房分地娶老婆过日子，结果一回到家，你发现根本没有地分给你，有限的土地早就被爵位更高的人分完了。
你问为什么可以这么干？
因为地就归他来分，他肯定先分给自己家和亲戚家，人之常情吧？
而且人家还是按高祖的规定办事的，你能说什么？你敢说什么？
官僚有特权，本就容易聚敛财富，还在一开局就多分田地，buff 叠满了属于是，再加上土地的持有成本之低和「无为而治」，大汉朝廷的一系列操作，就相当于支了个喇叭，鼓励权贵们搞土地兼并。
财产税收不上来，公共开支、官僚薪俸以及宗室消费，就全靠人头税。
人头税的好处是征收方便。
举个例子，通过商业活动征收的「间接人头税」，由于含在商品价格中，披着买卖自由的外衣，相对于直接征收的税，老百姓的痛感要低得多。
直接征收的人头税也比土地税好收得多，编户籍、数人头就行，普通平民也没法像地方豪强一样抗税。
但人头税的缺点也很明显——因为无差别征收且没有累进性，所以人头税是穷人税，或者说是劳动税，其结果就是加剧社会不平等，打击劳动积极性。
汉朝的「人头税」名目繁多，包括口赋、更赋、徭役、兵役……有些要求出力，有些则要求出钱。
财产税少收，人头税多收的结果，就是贫富分化扩大！
所以有理由相信，高、吕、文、景之后的「天下大治」是有水分的——汉朝的 GDP 总量固然很可观，但大多数平民阶层应该是「被平均了」。
文帝时期的名臣贾谊在其著作《时变》中写道：
今者何如？进取之时去矣，幷兼之势过矣……今俗侈靡，以出相骄，出伦踰等，以富过其事相竞。今世贵空爵而贱良，俗靡而尊奸富。民不为奸而贫，为里骂；廉吏释官，而归为邑笑；居官敢行奸而富，为贤吏，家处者犯法为利，为材士，故兄劝其弟，父劝其子，则俗之邪至于此矣。
在《忧民》中写道：
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陛下不省邪？未获年，富人不贷，贫民且饥，天时不收，请卖爵鬻子，既或闻耳。曩顷不雨，令人寒心，壹雨尔，虑若更生。天下无蓄，若此甚极也。
贾谊这号人要活到现在，「公知」的帽子是逃不掉的——别人都在歌颂盛世，他倒好，非得给「文景之治」抹黑。
啥意思呢？他前面是说，现在的国家出了问题，官僚和贵族想的不是先富带动后富，而是大量兼并土地，这些人生活奢靡，用超出需求的财富互相攀比……社会风气堕落到笑贫不笑娼，当官的要是不以权谋私的话，都会被人笑话……
后面是说，汉朝建国三十年，底层百姓还是穷得叮当响，青黄不接的时候，如果不向富人借贷，就只能饿肚子，碰到天灾的话，更是要变卖家业甚至卖儿卖女。不下雨，忧心收成，下雨，又忧心天灾。
另一位治世名臣晁错也给文帝上书说：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四时之间亡日休息；又……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操其奇赢……所卖必倍……亡农夫之苦，有仟佰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为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晁错的话跟贾谊差不多，但意思更直接，大意是农业劳动者生活辛苦，收益却很少，还要承担赋税，而富商大贾勾结贵族和官吏，囤积居奇，投机炒作，不事生产却获利丰厚，生活奢华，这是食利者在侵夺劳动者的生存空间啊！
总之，汉初经过休养生息，国家确实富了起来，但富得并不均匀，豪门贵族奢靡无度，平民百姓艰难求生，汉武帝看似拿着一手好牌，然而国力分散在权贵手中，他们自恃特权抗拒税收，拒绝承担国家义务。
也就是说，汉朝国力虽强，但无法被集中起来，如果不能对豪门贵族进行有效征发的话，仅靠平民阶层的人头税和劳动税，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维持对外的长期战争。
二、欲行改革，必先集权
要想对豪门贵族征税，就必须先废掉他们的行政和财政特权，把一切权力收归中央。
也就是说，汉武帝的首要任务，是集权！
集权，就要夺权。
夺权就意味着得罪人，搞得太激进，一时间得罪的人太多，他们就可能串联起来另立一个皇帝，所以「温水煮青蛙」、「拉一派打一派」，是必要的政治智慧。
如果你是汉武帝，你一看朝堂上不是宗藩外戚，就是功臣勋贵，这些人交相掌权，明面上对你三跪九叩，私下里自恃根基深厚，把你说的话当放屁，而地方上更是一大堆六国遗脉和地头豪强，你怎么搞？
韬光养晦、逐个击破，对吧？
汉武帝也是这么想的，他首先下手的对象，是军事上被打残，但政治上仍有自治特权的诸侯王。
诸侯王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古代信息交通不便，统治者的权力触角能够延伸到的地方很有限，所以一开始采取的是「分封制」，即天子控制京畿，其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一家管一块。
这么做的后遗症，历史上都学过，就是诸侯会坐大，然后就谁也不服谁。
后来秦始皇一扫六合，用郡县代替分封，试图把中央的控制扩展到全境。
但事实证明他的控制并不严密，像张良这样三世为相的家族，竟然能在他眼皮底下策划刺杀，而且事后还能逃之夭夭，项羽他们一家也在到处搞串联……也就是说，秦国变秦朝后，推广开来的郡县制和保甲制，只是方案很理想化，在执行上则处处是漏洞。
果然，秦末一乱，六国贵族纷纷复起。
项羽打赢了灭秦之战后，又回到了「分封制」——他自己当霸主，分封其他军事骨干和六国旧贵族为诸侯。
难道他不想搞中央集权么？并不是，是他知道集权不了。
一是他无法掌控更大的地方；二是旧贵族根基深厚，在地方拥有很强的统治惯性。
刘邦作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拥有「存亡定危，救败继绝」的个人威望，他吸取了秦始皇和楚霸王的教训，步步为营地谋划杀功臣、削诸侯，并定下《白马之盟》，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
这就厉害了，相当于重新制定了一套权力分配方案——最高统治权由老刘家垄断，而地方治理权，则按「功绩」进行分配。
功绩由谁评定？官爵由谁来封许？
自然是皇帝！
这样一来，国家的地方统治权，就逐渐从六国旧贵族，集中到了刘姓皇族手中。
但刘邦失算的是，同姓王跟异姓王一样不靠谱。
汉文帝在位时，对地方充分放任，诸侯国趁机猥琐发育，吴王刘濞就是个典型，他的封地矿产丰富，富得流油，他甚至可以通过减免税收来邀买民心……时间一长，吴王就飘了——都姓刘，凭啥皇帝不能是他？
所以道理就是，诸侯只要坐大，甭管姓什么，都会威胁中央。
于是在汉景帝时期，爆发了著名的「七国之乱」。
我们说，暴力是一切权力的基础，任何权谋机变，都不如军事慑服直接有效——随着汉景帝武力平定诸侯王的叛乱，汉朝中央在军事上形成了对诸侯国的碾压格局，这为后来的政治改革赢得了操作空间。
接棒的汉武帝则采取了「软硬兼施」的两招，
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我觉得钱穆先生有一段话可以称得上是至理名言。大体意思是这样的：
察看中国古代制度，我们决不能一上来就以偏概全，人云亦云的概括为“专制和封建”。任何制度的设立都是中国政治家出于当时的经济、政治、文化、人文情况考虑的。很多我们现在看来匪夷所思，难于理解的制度，在当时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古代制度，在当今眼光下，怎么才算成功呢？
首先，和万事万物一样，任何制度都有生命周期。随着一项制度的初步设立，到逐渐成熟发挥作用，一项制度的作用肯定是“初见成效”到“事半功倍”，最终随着时间流逝，环境改变，在他生命周期的末端，它的作用变成了“事倍功半”，直至“千疮百孔”完全失效，乃至负作用。
其次，中国古代制度的设定者，基本代表了中国古代文化政治领域内的顶级水平。他们包括且不限于：从小生在帝王家，精通权术的君主；从小耳濡目染，精于官场规则的功勋子弟；饱读诗书，经过层层察举制或科举制的平民百姓；饱经风雨，精明世故的各级官员。中国文化能够延绵不绝，得益于中国的制度制定者都是当时历史上的一流人物。
经过精英中的精英设计的制度，在当时的背景下，绝对都是一时之选；而受限于生命周期规律，任何古代制度，在当今眼光下，都不能算是成功。
当然，如果我们以“延续至今”来作为制度成功的标准的话，我觉得最有资格的是“中央集权制”。
这项制度有诸多需要澄清的地方。
首先，集权不代表专制。集权对应分权。中国从商周的分封，到秦郡县，再回退到半分封半郡县，到清代的分封不就封地，直到今天的完全郡县。
远见卓识的中国历代政治家，在中央集权上达成了跨越千年的高度共识。这样的制度建设，也从根本上保证了我们民族和文明抵御侵略与颠覆的顽强生命力。
其次，集权更不是民主和自由的反义词。民主起源于希腊。古时候的希腊，小邦小国，对于一项制度的推行与否，只需要把全国人民集中到广场，举手表决即可。后来，经过西方社会演化，变成了全民投票选举政府元首的制度。了解了这种投票制度的历史，我们会发现，西方所谓的全民普选制也并没有多么高明，和进步、科学更是毫不沾边。
试想，一群良莠不齐的人，最后能够达成共识的制度，只会关乎一时的利益，不会有利于民族长久的发展。同样的，51:49的投票结果，让人不禁发问，一个51可以决定49的制度，真的代表了大部分人心声么？
最后，与中央集权相伴最多的是“集体”和“牺牲”。从上古时代的生死相依，到公元后的抱团取暖，再到如今的合作共赢。从最初的的依靠血缘，到后来的文化传承，我们人类形成了一个个国家，国家内还形成了一个个小的团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尤其是各种思潮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宣传，我们已经忘了当时我们为什么要紧紧的抱团在一起，忘了我们这个国家能够延续到现在经历了多么残酷的历史。
可是，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
一个由只顾伸张个人利益的成员组成的团队，这个团队终将分崩离析；一个团队的成员，如果不懂得牺牲和让步，这个团队也无法抵御风雷和伤病。
中央集权，最妙的就在于这个“集”字。它昭示了权利的来源和去处。
一个王朝，“集”做得好，各个阶层的利益就能得到充分的考虑，社会就会发展，民族就会进步。而中国古代王朝，到了末期，这个“集”中的往往只是食利阶层的权，代表的也只是“肉食阶级”的利益。
而出现300年定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央集权下的制度，无法一直保持足够的生命力，后续政治家没有开过元勋那样的影响力与魄力，他们希望改变一些制度，但是又怕这些制度的改变从根本上影响中央集权，同时一项制度的改变，必然会受到附着于这项制度的受益者的阻挠，最后王朝基本都亡于各种尾大不掉。
但是，这并不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弊端。
一说到集权，大部分人都一蹦三尺高，反应强烈，感觉自己家的牛不保。
可是，无关乎各位态度，集权是近几百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啊。
集权统治也是各国政府一直追求的最佳行政状态。
毕竟整天总是吵吵闹闹，游行示威的，不但影响感情，还阻碍发育。
当然，可能是国外政府一直呈现给我们的一种无秩序、低效率的印象，掩盖了国外政府集权的本质。
我们感觉不到国外集权可能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国外的权力结构是多元化复合结构。
以西方灯塔国为例，司法、立法、行政互相独立的基础上，货币发行权也独立于政府之外。这些权力虽然相互独立，但是他们确实集中在了国家机构手中，与之相对应的社会机构，只能通过游行、集会等方式来诉诸自己的请求，而不能越俎代庖。
2、国外的社会组织更加强大。
突出的例子就是工会和环保协会。从整个国家层面来讲，或者更宏观的文明层面来讲，
公权力应该高效率的履行，前提是置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和严密监督之下。
公权力的高效执行靠的是步调一致的国家各个权力机构，这一点上，我们国家是西方的祖师爷；
公民的广泛参与与严密监督，靠的则是一个个强力而负责的社会组织，当然这一点上，我们国家还有点任重道远。
现代社会，政府和社会的二元平衡是一个永恒的课题。
我们应该认识到，集权不代表专制。
利益和责任从来都是集权的一体两面。
不受监管，一味追求利益，集权一定会走向专制，这是人性的弱点决定的。
但是与人性弱点相对应的还有个人主义的崛起，个人在自然人、哲学人的基础上，对于社会人、政治人、经济人属性的觉醒。
这一面的觉醒意味着责任的觉醒。
越来越多的人自觉地加入到对于自身权力的争取和政府权力的监督的队伍中来。
行使权力的的人员也会用责任克制利益，最终集权走向真正的为公众服务。
这也是我们文明发展的愿景。
专制的统治基础不是集权，是分裂和控制。
集权不是专制的表现形式，而是专制的实现目的。
制造猜忌和恐惧是专制实现集权的手段。
康熙用明珠制衡索额图；嘉靖用太监钳制文臣。。。
这些所谓的帝王之术就是典型的集权手段。
民主共和的集权，希望人民能够有足够饱满的德性，坚定稳固的价值观，民众团结一致，互相扶持，共同监督权力在责任和义务的阳光下运行。
独裁专制的集权，利用恐惧控制人民，利用猜忌分化人民，它们害怕万众一心，它们害怕众志成城，它们的统治必然导致国家的内耗，人民总是四分五裂、互相倾轧，无法携手前行。
共和总是发散善意，而专制只会利用邪恶！
毛主席说：百代都行秦政法。
其实咱们国家的制度，都是在秦制的基础上修修补补，其实没有哪个是最成功的，都逃不到300年的定律。主要还是看人。
比如唐初强大，是因为均田制、府兵制、租庸调吗？
不是的，主要是遇到了李世民、李靖些大神级别的人物而已。
下面，我们就好好的分析一下，中国历朝历代的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征兵制度，看完之后，大家应该就会明白了。
治理国家这种事，做起来非常难，但如果只耍嘴皮子的话，其实还是挺简单的，无非就是解决三个问题：
1、怎么管理老百姓，薅最多的羊毛，听最少的羊叫。
2、怎么管理军队，对内能镇压起义，对外能开疆拓土。
3、怎么管理官员，老板虐员工千百遍，员工对老板如初恋。
唐初管理老百姓用的是均田制、租庸调。
管理军队用的是府兵制。
管理官员用的是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些制度是怎么运行的。
一、均田制
“饿上三天歹心生”，天下大乱的时候，你想让人跟你干，就必须先管饭。从古至今，如何管饭主要有两种渠道：
第一种是到处抢粮抢钱抢娘们，也就是土匪、流民型。这种兵不得民心，不是主流，所以不是我们谈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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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把土地分给大家，然后收租子。能成大事肯定都属于这一种。
不过要注意，分给大家的土地一定要是无主之地，也就是战乱的时候，死去的那几千万人的土地。如果是当地土豪、富农（小地主）、中农的有主土地，你是不能随随便便分的。
政治就是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你要把敢把这些人的土地都给分了，他们会和你拼命，分分钟教会你做人。
别听历史上那些农民起义军天天吆喝着平分土地，这样喊的人就没有成功过一次。另外，他们这样喊也就是骗骗文盲，先把大家骗进去再说，最后也都不会分。
就拿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巅峰太平天国来说吧，虽然颁布了《天朝天亩制度》里面清清楚楚的写了“平分田地，照人口，不论男妇，好丑各一半”。但是，起义了14年，根本就没实施下去过。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分有主之人的土地呢？
1、最好在国家统一之后，没有了外患，出点内乱也能轻松搞定。
2、中央的武器和那些地方土豪们的武器得有很大的代差。我是机枪、大炮，你是大刀、土枪。
中国上下几千年，为啥只有我共“打土豪、分田地”最彻底，除了我党纪律严明、为人民服务之外，武器是关键中的关键。我灭你，与你无关。
有人可能说会，建国之前我共是小米加步枪，但也在根据地也进行土改了啊。
是的，的确进行土改了，但政策可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小地主）”只打击大地主的哦！把富农消灭干净，那可是建国之后才完成。
另外，解放战争时期，我共也不是小米加步枪，而是重武器一大堆了。
说土改比较敏感，我们继续说唐朝。
这些无主之地怎么分给老百姓，各朝各代不太一样，但归纳起来也就三种：
1、把这些土地直接分给老百姓，属于他们的私人财产，这一代人死后，还可以传给下一代。这就是秦汉时期的授田制，清朝的更名田。
2、这些土地的所有权都是大老板的，只是租给老百姓们种。老百姓死后，是不能传给下一代的。这就是曹魏时期的屯田制。
曹操这人比较狠，老百姓们的收成他要分6成。不过他的后代更加不是人，最后竟然收到了8成。
3、这是前两种的融合。皇帝分给老百姓100亩土地（大概为现在的87亩，朝代不同，分给农民的土地数目也不同），20亩是百姓自己的，只能种桑麻，可以传给下一代。
80亩是政府租给农民的，只能种粮食，农民死了之后政府要收回。这就是北魏到唐的均田制。
这三种制度大家觉得哪一种更先进？
答案是没有更先进，只有合不合适。
土地私有的秦汉很强大，土地公有的曹魏也不弱，土地公私结合的唐朝也厉害。都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都有利于经济恢复。
当然，也都有一个大弊端，解决不了土地兼并问题。虽然在宋朝之前，政府都严厉打击土地兼并，但是都没啥卵用。
二八原则，20%精英，80%普通人。不论你怎么打击土地兼并，几十年后，土地就必然往20%的人手里跑。
200年左右人多地少的矛盾就必然愈演愈烈，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大家打打杀杀，再死三分之二的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再重新分地。
咱们的2000多年封建社会都是这么过来的，如果不出意外，未来也是这样。但是，意外终于出现了。
科技大发展，出了一群袁隆平，10几亿人，18亿亩土地，就能把所有人养的白白胖胖了。种地不赚钱了，没人愿意种地了，土地兼并就解决了。
为啥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原因就在这。2000多年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科技一来就给解决了。
相信这么一通分析，大家应该也看出来了。不用均田制，一个王朝也能够强大。用了均田制，别的王朝有的土地兼并问题，它也解决不了。
所以，均田制不是唐朝强大的原因，至少不是必要的原因。
二、租庸调
地终于分完了，国家就该向你收税了。唐朝整的是租庸调，这个特别好理解。
租，就是田租。国家给你分了田，你应该交田租嘛。唐朝收的也不多，一年一个男丁（20-60岁）收两石租，大概为现在的226斤。
种80亩粮食，交226斤粮，说实话真不多，现在随便一亩地，也能轻轻松松收1000多斤粮了。
但是，奈何古代的亩产量实在是太低了。这80亩地，也就勉勉强强够一家人生活，稍微出现点意外，家就要没了。
古代是没有化肥的，全都是人工肥（发酵过的屎和尿），人工肥不仅产量低，氮磷钾含量更低，所以古代的土地是需要轮耕的，基本是种一年、休一年。
80亩地一年只能种40亩左右，唐朝亩产大概为1石（113斤），一家一年种40亩地，只能收4520斤粮。
古人因为每天都要干重体力活，所以，成年老爷们一天大概要吃2斤7两，一年就得吃986斤。平均一家都是五口人，小孩子加妇女的饭量都按大老爷们的60%算，他们要吃2364斤。
也就是说，全家人一共需要吃986+2364=3350斤，上交国家226斤，大概只能留下944斤粮。
这样看，留下的粮食还挺多，够一个成年男人吃一年了。但是先别急，做饭得买盐吧？一年不得吃几顿肉？下地干活难道要裸奔？天天干活难道不生病？
所以，农民拼死拼活一年下来，就根本剩下不了多少东西。
其实这个很好理解，给农民分多少地合适，肯定是政府里的高人精细计算出来的。
这就跟你们公司的KPI一样，绝对保证你一年到头、拼死拼活才能干得完，没有太多心思和力气去接私活、瞎折腾，不浪费一点人力资源。
庸通佣，就是干活的意思。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你在家里老婆孩子热炕头、豆腐花生喝点酒，那是因为有人天天在前线砍人，保证了你的安全。
所以，每年你是不是得给国家干点活？唐朝规定的也不多，只有短短的20天。
但是，路上的时间可不算哦，路上的住宿费、餐饮费也都是你自己的哦。
平地上走路，一个人一天大概只能走40公里，跨河越山得再慢一半。所以，别看只干20天活，加上路上浪费的时候，往往就得几个月。
调是户调，你成家立业了，小两口过得和和美美了，国家还给你了20亩地让你种桑和麻，那你老婆是不是也得给国家做点贡献？
国家要的也不多，也就两丈绢，三两绵。我对织布不懂，也没有找到资料，所以，不知道一个人多长时候能织完这些布，有懂的朋友可以留言区说一下。
但按照上面的估计，肯定也是让你一年到头忙的没完没了才能完成任务。
而且，以上的租庸调只是名义上收这么点，实际上要比这多的多。
今天领导来视察，地方要刷墙提升形象，你是不是得出点钱买点涂料，出点力去刷刷墙？
明天国家要打仗，你在后方躲着，是不是得去造张弓，磨点箭？
反正各种苛捐杂税一大堆。古代的政府绝对不会让老百姓们闲着，人闲是非多，不用白不用。
真的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各有各的苦。
有人可能会问了，粮食会坏，布会烂，既不容易储存，又不容易运输。古人为啥那么傻，不统一收钱呢？
答案是：没钱可以收。
我国古代的钱是铜、银、金等金属，其中金银产量都特别少，主要靠的就是铜钱。
但是铜的产量也不高，加上咱们中国人又特别爱存钱，当时还没有银行，所以在市面上流通的钱就更少了。
宋朝的时候，政府里面有高人，觉得征税收粮食和布匹很费事，于是，就换成了钱，结果就造成了铜荒和钱荒。
宋朝又不得不制定了“铜禁”和“钱禁”的法律。
私人不得买卖和使用铜器，只能政府去收铜。带着一贯铜钱到国外溜达一圈，回来直接判死刑。
但是，这样的效果依然很差，王安石变法其中有一条就是废除“钱禁”。
后来的元明清还都会经常出现钱荒。元朝规定“金银铜铁货皆不许下海”，朱元璋干脆来了个海禁闭关锁国。一直等到了信用货币，也就是纸币大规模流通之后，才没有了钱荒这一说。
另外，再讲个小知识点，唐初是按人头征收租庸调的。
不管你家有多少地，我收税只看人，你家有一个成年爷们，那就按一个人的收，有两个就按两个人的收。
现在看起来很不公平，但其实那些制定政策的人简直就是猴精！
每个朝代的初年，人死了一大半，肯定都是人少地多。我按人头收税不按财产收，你就有动力去开荒，多开一亩荒地，挣的就全是自己的。
但是，政府在后面等着你呢。等老百姓们把能开荒的土地都开的差不多了，等人多地少了，他们就该按土地多少去收税了。
例如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搞的那个“两税法”。
不过，不要觉得这唐朝政府太奸诈，其实哪朝哪代都一样。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将赋归于地，计亩征收”。清朝雍正搞的“摊丁入亩”，土地多的多交，土地少的少交，没土地的不交，都是一个道理。
历史课本上把“摊丁入亩”的意义写得特别伟大，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人头税，促进了经济发展等等。
但这话对也不对，对的是它真的结束了几千年的人头税。
不对的雍正的动机真没多伟大。
这背后的原理都是为了多收税——土地兼并严重了，按人头收不上来税了，荒地开完了，按照土地能收更多的税了。
所以，这个租庸调是不是唐朝强大的原因呢？
肯定也不是，和历朝历代一个样，百姓不会因为它过得有多好，政府不会因为它收的税更多。
三、府兵制
我国古代管理军队和管理百姓一样，也是分为三种：
1、征兵制，盛行于秦朝和西汉。只要是带把的，无论贵贱到了17岁以上就得到部队服役两年。第一年练习骑射，第二年有仗打仗，没仗戍边。
现在很多小国用的还是征兵制，比如伊色列、韩国、新加坡、瑞士等。
2、募兵制，就是政府出钱，招人当兵。盛行于东汉、唐朝中后期、宋朝、元朝、明朝后期、清朝后期。
现在的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用的是这个。
3、兵农合一制，平时拿犁耕地，战时当兵砍人。北魏到唐中期的府兵制，明朝前期的卫所制，清朝前期的八旗制。现在也有国家用这个制度，但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
这三种制度也是各有优点和缺点。
征兵制需要兵的时候，能够迅速集结一批质量比较高的军队。因为平常大家都受过了训练，集结之后基本不用再练。
缺点是，在古代那种条件下，光在路上溜达就得几个月，肯定要影响农时加重农民负担。
募兵制可以减轻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往来路途的消耗，职业兵的战斗力也比较强悍。
但缺点是，哪个将领去募兵，首先肯定招亲戚和同乡，这群人搞在一块，只要中央权威有下降，就容易演变成私人部队，最后导致军阀割据。为啥唐朝、明朝、清朝都是中后期才搞募兵制，就是这个原因。
兵农合一制，唐朝的规定是平常大家种地，打仗时衣服、粮食、陌刀自已备，马匹、槊、弩、盔甲这些重型装备国家统一发。在建国初期，由于人口下降，生产力不足，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确有利于经济发展，也能减轻国家负担。
但缺点是，等到王朝中后期土地兼并严重，这种制度很容易就破产。所以它才会流行于一个王朝的前期，例如唐朝前期、明朝前期、清朝前期。
另外，要特别注意。各个朝代也不是说用啥兵制，就真的只用啥兵制。咱中国人向来只讲究两个字——实用。
例如秦的规定是17岁以上男子才当兵，但是长平之战时，把秦昭王给逼急了，河内15岁以上的大老爷们，全部都得给我上。
李世民打高句丽，用的也不都是府兵，还有很多是招募的新兵蛋子。
再例如，每个王朝衰落期都喜欢“抓壮丁”。管你啥兵制，先把数量凑够了再说。
另外，我国现在也是大杂烩，征兵制（义务兵）和募兵制（志愿兵）相结合，但新疆建设兵团又类似于兵农合一制。
综上所述，府兵制肯定也不是唐朝强大的原因，秦汉征兵制也强大，我宋搞募兵制也……错了，现在好多国家搞募兵制也强大。
既然说到宋了，就再多说两句我宋吧。记得历史课本上有讲过，宋朝太弱的一个原因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强干弱枝。
其实啊，唐朝也是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强干弱枝。唐朝在全国设置了600多个折冲府，一府大概1000个士兵，全国总兵力大概60多万。
其中关内道就有289个府，约29万人，河东道有166个府、河南道73个府，其它地方100多个，完全可以“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
另外，唐朝的将领们也不是天天和士兵们待一起，哪个皇帝也不敢这么用将领。
唐朝也是打仗的时候，皇帝再把将领派出去，打完仗之后，就得兵散于府，将归于朝，防止将领拥兵自重。
所以，府兵制肯定不是唐朝强大的原因。哪一种兵制都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哪一种兵制也都能使一个王朝灭亡。
四、科举制
在第四篇《为啥隋朝才有了科举？》的文章里，我们已经讲清楚了科举制的必备条件：
1、强大的中央集权。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你得有能力让反对派统统闭嘴。
2、统一的思想文化。你得统一文字，你得筛选教材，让大家愿意学，学了之后还有利于你的统治。
3、便宜快捷的传播媒介。必须等到纸张变得廉价，普通人能看得起书，否则考试的都是官二代，没有啥意义。
没看的这篇文章的朋友建议看一下，里面把科举制的诞生讲得很清楚。
不过说实话，隋朝时候的科举和唐以后的科举完全就是两码事。因为在隋朝你要想参加科举，必须得到五品以上官员的推荐才行。
啥是五品？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或副市长。李渊没起兵之前，作为隋文帝的外甥，才是四品。
所以，有人说隋炀帝搞科举是为了打击关陇贵族，绝对就是扯。
且不说关陇贵族这个团体天天内斗的不行。你让五品以上的官员所推荐的人，去打击五品以上的官员，本身就是想太多。
科举是到了唐朝之后，才有了一点点打击老贵族的意思。因为在622年的时候，李渊下诏底层群众可以通过“投碟自应”参加科举考试了，投碟自应也就是毛遂自荐的意思。
那为啥说只是打击了一点点呢？看完唐朝的整个科举制你就明白了。
假如你是皇亲国戚，国之重臣的孩子。恭喜你，你是不用和那些考生们一起参加科举的，朝廷会单独给你开的有小灶。
你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几年，参加个百分百通过率的毕业考试，就等于参加完科举考试了，然后你就可以当官了。
假如你是七品以上官员的孩子，也要恭喜你，你只要到了14岁，就可以到长安或者洛阳的两所国子监里学习了。
这是中央开办的两所国立大学，毕业生叫作生徒（日本现在管学生还叫生徒），一毕业就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了。
不过，国子监里也是等级分明的，根据学生他爹官位的大小，又分了好几个学院。
1、爹是三品及以上的（唐朝的宰相是三品），可以到国子学上课。
2、爹是五品及以上的（唐朝的副省长、市长是五品），可以到太学上课。
3、爹是七品以上的（唐朝的县长是七品），只能到四门学上课。
参加科举考试，国子监里的学生，如果能考中秀才，那么恭喜你，你可以横着走路了。
因为秀才在唐朝全部都是皇帝钦点的，那含金量比现在中科院院士还高，每年考过的人只有一两个甚至一个也没有。
不过，由于考秀才的难度实在太大，一群官二代年年考不过，被暴击了几十年后，大家就形成了共识——老子不考了。等到唐高宗的时候就不得不把秀才科给废了。
由此可见，当领导的不论制定啥目标，都得给人希望，否则再有诱惑力，那也执行不下去。
你给1000个亿，让中国足球踢爆巴西，他们百分百不会拼命练，因为根本没有希望。但是，你要给100个亿，让他们踢爆日本队，他们就会……算了，还是不给钱踢三哥吧……
秀才下面是明经和进士，相当于现在的文科和理科，明经要靠死记硬背，进士要靠融会贯通。理科鄙视文科的毛病，估计就是这时候诞生的，整个唐朝进士们都把明经给鄙视死了。
那如果你就是不善于学习，啥也考不中咋办呢？
不要紧，唐朝是很推崇素质教育的，从来不会一考定终生。只要你爹有能耐，你便可以直接到中央或者地方的各部门实习个一年半载，实习期内只要你的领导满意，那你也是可以做官的。
但如果你是普通人家的孩子，想毛遂自荐参加科举考试就比较难了，具体来说有两条路：
一条路是极其优秀加天降大运、祖坟冒烟，通过州里的推荐，可以到国子监的四门学和县长的儿子们一起上课，毕业之后就能参加科举。
这种人多半也是当地的权贵，或者被权贵们预定的女婿。不然，每个州就1-3个推荐名额，人家凭啥推荐你。
一条路是大部分普通人走的路，科举前州里还会举办考试，通过之后便能到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这些人叫作乡贡。
能参加科举，只是万里长征走了第一步。
科举考试的内容是非常难的，即便是死记硬背的明经也非常难。具体有多难呢，你们省或市的高考状元有点希望，其他人嘛，全都是陪练。
整个唐朝289年的历史里，一共开科了273次，取士合计8455人，平均每年录取29个人。中国现在有34个省级单位，平均一个省不到1人。
这29个人里呢，大概又有70%是士族子弟，普通人家的孩子只占30%，也就是说每年录取大约8.7个普通人。
士族子弟录取率之所以这么高，有两个原因：
首先，古代能读得起书的基本都是有钱人家。我们在均田制里算过了，一个普通人辛辛苦苦工作一辈子，基本都是辈光族（不是月光，而是辈光），根本没有时间、精力、金钱供孩子们读书学习。
其次，唐朝的考卷是不密封的，改卷的老师是能直接看到考生的名字。你想想，你要是批卷老师，你是先录取你们领导家的孩子呢，还是河南驻马店老王头家的孩子？
而且，中举之后也不是能直接当官的，还需要吏部的面试。
长的太丑，不好意思，不能当官，长的丑不是你的错，但出来吓人是不行的。
不会瞎喷，不好意思，不能当官，不会说话等于情商低，情商低就没人敢用。
字写的太丑，不好意思，不能当官，字如其人、字丑人丑。
面试口试都通过了，恭喜你，你终于可以当个八九品的小官了，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副县长，这才到了万里长征的第二步。
想从一个八九品的小官，升到大领导，大家觉得需要哪些能力？
官场我不太懂，也不敢说，就以我所在地产界为例吧，我们主要看八个字——三分才能，七分关系。
跟对了人，你才能平庸，也能步步高升。站错了队，你能力出众，不好意思，一朝天子一朝臣。哪个开发商的城市经理换了人，接下来他们这个团队的管理层肯定大换血，没有一个开发商例外。
年薪十来万、几十万就斗成这样，何况是当一个能左右别人命运的官员呢。
所以，大才的发挥，是需要建立在大运之上的。历史悠悠，有多少才子，都被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能在史书上崭露头角的人，哪一个不是撞上了祖坟冒青烟的大运。
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为啥唐朝的科举只能打击到一点点贵族了吧。
人家贵族根本就不陪你底层的人一起玩，有无数个小灶，无数个上升渠道的。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寒门难出贵子。
当然，我不是在批评唐朝的科举，相反，我认为制定唐朝科举制度的人，是天才级别的人物。
用现在的目光看，这个制度给了官二代太多的特权，可以直接上国立大学，考不上也能当官，既不公平也不公正。
但我们细想一下，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有利于社会公平的制度就是好制度么？不一定！
历史穿越者杰出代表王莽同志，实行王田法，将天下土地收归国有，再平分给老百姓，真的很公平。但结果就是根本实行不下去，天下大乱，死了几千万人。
所以，公平不代表先进，特权也不意味着落后。
只有能推动社会进步，但又能执行下去的制度才是好的制度。
我们之前说过，权力来自于共识，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地主阶层的共识。
假如李渊、李世民不给官员们特权，直接要求对所有人一视同仁，那么结果很可能就是李唐根本无法得到贵族们的支持，天下也不会是他李唐家的天下。
这种给官员们特权的制度，正是唐朝科举的高明之处。
温水煮青蛙，凡事慢慢来。当时它也许不公平，但只要种下公平的种子，经过数百年、上千年的发展，它终将越来越公平，直到演变为现在的高考或公务员考试。
不过高明归高明，科举制度仍然不是唐初越打越强的原因。文臣杜如晦、魏征、长孙无忌、褚遂良、刘洎、岑文本，武将李靖、李绩、侯君集、李道宗等等，没有一个是科举出品。
所以，任何制度都不是一个王朝强大的根本原因，也没有最成功的制度。
只有能不能把这个制度运行好的人。
例如唐初，主要得益于李世民和李靖等人打仗实在是太厉害了。
618年，李世民打薛仁果从出兵到灭西秦只用了3个月。
619年，李世民打宋金刚、刘武周仅用了6个月。
620年，李世民一战擒双王，平定整个山东才用了10个月。
621年，李世民打刘黑闼，从长安出发到打下河北只用了3个多月。
另外，唐初还有一个天才——李靖。这位老哥灭萧铣，只用了2个月。
630年，李靖灭东突厥只用了3个月。
635年，李靖灭吐谷浑只用了4个月。
640年侯君集灭高昌，行军用了半年，打仗不超过1个月。
645年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只用了半年。
别人几辈子都不一定能干成的事，人家就没有超过半年过。
每一战都是速战速决，就意味着不用耽误太多的农时，不会浪费太多的粮草，自然而然就有财力发动更多的战争。
作为对比，大家可以看看曹操，
和三流的吕布断断续续打了4年，其间还差点被吕布打得投奔袁绍。
和同样三流的张秀打了两次，第一次直接被打哭，第二次又是无功而返。
所以，还是那句话，最主要的还是要看统治者。
如果这一批统治者是不是不世出的奇才，那么这个国家就会强大。
如果是一帮昏庸的家伙上台，再优秀的制度也被这群人给折腾没了。
喜欢历史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公号：梁山微木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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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笔者将以史实为依据，用类似小说的形式，将24史一点一滴的书写下来。
其它回答与文章：
中国的传统艺能，那是海了去了。
1、官吏制度
从秦开始的，最典型的一个制度就是官吏制度。毛泽东所谓百代都行秦政法，指的就是官吏制度。
管理庞大的中央帝国的人，不是亲王、伯爵、男爵老爷们，而是皇帝遴选的官员。皇帝派他们到全国各地去做官，牧守一方。
所以帝国的百姓，也并不是公爵伯爵男爵老爷们领地上的领民，而是天子的臣民。每一个人如果有效忠的对象，他所效忠的是天子，而不是州长阁下。
所以如果一个州和另一个州合并、一个县和另一个县合并，这都出于天子的旨意、王朝的意志，而不是两个州长联姻、他们的子女继承这个领地。
从这个角度说，天子对百姓负有几乎无限责任。如果民不聊生，天子就要下诏罪己。在西方世界，你无法想象国王或者教皇会下罪己诏这种事的。
看懂这个制度很重要，中国永远不会有联邦制，因为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彼此独立，各有统属的贵族领地，或者是各自割据的经济区域。至少从秦开始，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2、官吏选拔与晋升制度
一定会有很多人提到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是伟大独特的发明。但是比科举制度更深刻的，是官吏选拔与晋升的制度。
从最低级吏目，到最高级的丞相，九品十八级，没有哪一个官员的身份是继承的，无数权臣，最初的一份公务员岗位都是要经过考核筛选（隋以后科举，汉到隋推举）从低级官吏做起。然后历经无数考核选拔，最终走上高位。
在你走上高位之前，你已经对帝国各级公务有了充分的体验和了解，多数也历经过好多不同体系的衙门，很多人有了治理一个州县的具体实务经验和能力，又对中央系统的行政文官体系、军事体系有充分的理解，具有权衡天下的才能，这才能登上相位。
这个传统到今天，让那些怀有好奇和善意研究中国政体的人赞佩不已。
嗯，整一个真人秀然后名声大噪，接下来就能发去治理国家的那种，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整个国家都不会认为那样一个人当政会对国家和万民负责。
在这个传统背景下，有一种很古老的游戏叫做升官图。很有趣。童年最令我迷惑的是，为什么赃官也能得到升迁和任用，而不是被杀头或剥夺为白身。现在我就明白了，赃官也是一种能力，而只要这种能力被你灵活运用到极致，王朝也是会给你一个容身之地，让你伸展所长的。
在文官领域如此，在军事领域也如此。商鞅明确了军事奖励制度，普通军卒积累军工得到爵位和提拔。这一理念一直延续。这种悍卒成长为名将的体系，也许在理论传承上有所不足，在基层管理和实际操作中却效果明显。
3、普通话
没有统一的语言，这个宛如一个大洲、人口恒久占全球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家就没法很好的统一起来。所以中国普通话的历史甚至比标准文字的历史还要悠久。有记载的最早的普通话是周朝，以河南（具体是洛阳）语音为基础、以北方方言为标准的通用语。学术界称之为洛阳雅言。当然，那会儿的洛阳话和今天的洛阳话发音天差地别。
此后每个王朝的语音都有所改变，但是雅言、官话就一直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今天我们能看到，中国各地的方言天差地别，但十几亿人能依靠普通话进行交流。这在没有互联网、没有拼音输入法、普遍文盲的时代尤为重要。这使得全国的协作有可能实现，也使得一个全国性的军事集团能够很好滴指挥运作。
4、工业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至少从周朝就开始了。
《周礼考工记》是全世界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染色、刮磨、陶瓷等六大类30个工种的内容，反映出当时中国所达到的科技及工艺水平。此外《考工记》还有数学、地理学、力学、声学、建筑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总结。
别说手工业不是工业。在解决动力能源之前，工业就是手工业。
研究认为，秦代的军械制造，采取了流水线生产和标准化生产的方式。一件武器的不同部位在不同场所由不同工匠生产出来，最后装配到一起。这是一种流水线管理思想。流水线生产极大提高了产成品的质量、降低了产成品的成本和提高产量。这也是秦最终横扫六合的重要基础。
延续数千年的手工业生产，中国最终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流水线生产和工艺分工体系。另一个典型是陶瓷。尤其是以景德镇-广州为核心的陶瓷生产和出口体系，在陶瓷器的生产上，充分分工，数十道工序各有其人、各司其职，最终成就了畅销天下、无可匹敌的贸易品。
1840以前，中国瓷器能够畅销全世界，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因白银外流几乎崩溃，究其原因，其实并不全是因为中国瓷器精美，而是作为生活日用容器，在当时任何一种产品都做不到中国瓷器一样的精美、廉价、大量生产三者兼备。就水杯而言，木杯、金属杯（铜）、玻璃杯、皮杯这四类，哪一样也不如陶瓷杯生产速度快、产量高、价格低。
在1840年以前，中国是以工业（手工业）的产能优势，弄得整个西方世界无法继续和平下去。
我们工业能力很强这种事儿……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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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四大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与中华文明。
为什么现在前三大文明都消失了，而中华文明却屹立而不倒？原因很简单，文明需要一个强大的载体才能持续地传承。只有中华文明才解决了这个载体的问题。
那么是谁解决的这个问题？
是千古一帝秦始皇，这是历史上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教员，他是将中华文明从血海拯救出来的灵魂人物，还拿着一幅烂牌打出王炸的效果——在工业化窗口期结束之后，硬生生将一个人口最多的农业国家变成一个最强大的工业国家）
秦始皇干了什么事，解决了文明传承的载体问题？
秦始皇开创了农业社会的中央集权模式——包括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辙。这四大贡献每一项拿出来都可以说几天几夜，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统一文字。
中华民族的核心凝聚力是什么？是文化。文化的载体是文字。中国疆域广阔，不同地区的人们口音差别很大，但是不管什么口音，大家提起笔写下的都是同样的文字——这就是文化认同，有了文化认同才可能建立族群认同。
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车辙则可以极大的促进不同地区的商业交流，促进不同地区的族群交流，同时也让官僚系统可以用统一的标准进行管理——这就奠定了一个中央集权的雏形。
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由于生产力不发达，信息传递十分落后，一个国家的治理疆域是有上限的——在商周时期，国家治理主要是分封自治的模式——天子封诸侯各管一块地盘，诸侯再分封士大夫，层层发包，如此类推。
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有两个。
其一，下一级的“包工头”总想干掉上一级的“包工头”导致社会缺乏稳定；
其二，无数个“包工头”各搞一套——从文字到文化，从度量衡到货币——子系统太多而且互不兼容。
这两个问题就导致系统内耗的动力远远大于系统向外扩张的动力。按照这个模式发展，中华文明早晚与其他三大古文明一样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秦始皇开创的这个中央集权模式将系统内耗降到最低，同时大大提高了文明向外扩张的动力。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却理解不了中央集权的伟大意义——项羽把秦朝灭掉后，还是继续搞分封承包模式，结果又是处处烽烟，刘邦把项羽干掉后，觉得功臣分封承包不靠谱，就让自己一大群儿子分封承包，结果后来还是八王之乱——一群亲戚拿着板砖互相都要拍出脑仁了！
最后还是只能仿秦制搞中央集权。不过后面在这个体系上补上了一块短板——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这个很关键。农业社会信息交流很落后，这就必须要赋予官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那么，如何保证不同出身不同背景的官员治理符合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呢？从另一个角度，官员在治理时如何确保自己的措施符合上级的要求呢？
这就必须要官员们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
独尊儒术就完成了这个统一价值观的过程。你想想如果不同官员信奉不同的思想——你信儒家，下级信法家，上司又信墨家，那什么事也别干了，官僚系统内部就要吵翻天了。
搞学术可以百花齐放，国家治理必须凝聚共识。
后来唐代又搞了科举，就是用孔孟思想来统一考核公务员。就这样一个农业社会中央集权模式就彻底系统化了。
你看看，中央集权制从一开始并就是历史的选择，是实验了无数次地方自治都失败后的必然选择。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就成了中华文明最好的载体，国家越强大，文明越灿烂。中央集权国家不仅向外扩张的动力很强——看看中国的版图，从黄河流域巴掌大的国家发展到东亚地区一个巨大的帝国，这得益于中央集权国家强大的力量输出+文明的同化。
另一方面，当中央政权衰落时——强干弱枝变成弱干强支，中国就要陷入内乱。强大的中央集权就是国家凝聚力与稳定的源泉。
以上是中国必须坚持中央集权的第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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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请看一张图。
中国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这张图有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400毫米降雨线。这个降雨线大致是一个45度线斜着把中国切成两个部分，向东集中了90%的人口。向西包括内蒙、青海、甘肃、宁夏、XJ、XZ等等都是地广人稀。
在农业社会，这条线基本就是一个农耕文明政权疆域的极限。
为什么是极限？
因为降雨量达到400毫米以上才能农业种植。降雨量越大，农业产量就越高。
降雨量低于400毫米，农业就无法种植，所以在这条线外就是游牧文明。不是农耕文明打不过去，而是打下来没法治理——不能农耕种植就没有造血功能——所有的资源都要从内地运输过去，对于农业社会而言国力消耗非常惊人。在汉唐，我们曾经尝试过把西域拿下来变成自己的地盘，可是中央政权一旦衰落——给西域输血不足，最后都丢掉了。
清代是唯一一次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站住的朝代，原因就是清代是中国古代中央集权达到巅峰的时代。高度的中央集权就意味着可以更多地调取地方的资源，去补贴治理这些地区的投入。（明代2亿人口政府财政收入2000万两白银，清代基本赋税区域与明代大致相等，2亿人口时财政收入就达到4000万两白银，4亿人口时财政收入超过8000万两）
按：我个人对清朝的感情很复杂，从情感上非常讨厌这个野蛮的政权，但是又不得不承认满清入主华夏是带着“丰厚嫁妆”的——这个“嫁妆”就是400米降雨线外大片土地。
如果没有清代明，中国现在的疆域将没有XZ、XJ、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大部分、东北大部分，后来我们说清末丧权辱国丢失大片领土，其实丢掉的绝大部分都是满清带进来的“嫁妆”——就这样民国取代清朝，也让中国的疆域大大高于明代之前的汉人政权。
TW虽然是清代丢掉的，但是从明朝开始向上追溯，古代汉人政权从来就没有去占领过TW，郑成功去抢TW也是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拓展的一个海外基地。
工业文明其实也受这个400毫米降雨线的制约。因为工业生产对于水资源的消耗是非常惊人的，我们90%的制造业基地都集中在这个400毫米降雨线以内，所以，我们最先启动的产业基地都集中在长三角与珠三角。除了交通便利的因素，还有就是这些地区水资源非常丰富。
但是，400毫米降雨线以外的土地你不能放弃啊，所以，即使中国进入工业社会同样要在400毫米以内的赋税区抽取资源投入到这些地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特色产业扶持等等。
这些地方虽然从表面上看是亏本账，但是从地缘价值的角度上看意义重大。
假如，我是说假如——中国的国土局限在400毫米降雨线以内，会有什么后果？
XZ独立了，大概率会成为印度的附庸国，那么四川就是抗印第一线。现在我们依托XZ，对印度的地理是居高临下的优势，我们在XZ摆3万军队，印度就得集结30万军队布防。好吧，如果XZ丢了情况就掉了个——阿三就获得居高临下的优势，不仅对着四川虎视眈眈，整个中国内陆腹地（云贵川）都会全面动摇。
什么建设成渝成为中国经济第四级想都别想！当年乾隆皇帝为什么以举国之力拼死也要消灭大小金川的叛乱（前后打了几十年，花费白银一千多万两，光是一品大员就砍了两个）？就是要掌握这个入藏的关键通道，就要保持对XZ的控制——XZ不能丢，丢了中国内陆腹地就会不稳。
XJ独立了，青海甘肃也保不住，陕西人民一开门就是ISIS，那画面太美，估计秦始皇的棺材板都按不住。如果美国人在银川、兰州建两个军事基地，我们就算F22最短作战半径为800公里（不带副油箱不空中加油），这下包括陕西、山西、四川都在美军军事压力之下。
内蒙如果独立了，中国历史就该重写了——当初中苏交恶，如果没有内蒙古作为战略纵深，苏联装甲部队一夜之间就可以推进到北京城下。北京还能做首都？如果北京都守不住，那么东北就随时都有成为飞地的危险——东北还能做重工业基地？
TW如果独立了，美军以TW为基地，画一个800公里的半径，包括福建、广州、浙江、上海都在F22打击范围内——基本上整个中国的最精华部分都在这里了。所以为什么驻美大使强硬地宣称——“美国军舰进入TW之时，就是解放军武统之日”，这可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的问题，更是涉及中国经济安全的重大问题。美国真敢踩这个红线，中国绝对是要拼命的。
所以，如果中国疆域维持在400毫米降雨线以内，现在从广西云南四川贵州陕西到江苏福建广东上海，几乎所有的工业基地以及人口最密集的精华地区都要面临直接的军事压力。
什么经济建设都要先放在一边，首先就要大幅度提高军费的投入来保障安全。目前我们国防开支占GDP仅1%多一点，如果没有400毫米降雨线外的国土，国防开支至少也要涨到3%——也就是说，我们每年至少要多拿出16000亿来为国家安全买单。
韩国三面临海，仅仅面临北方朝鲜的军事压力，即使有美国爸爸的安全保证，还得维持70万的常备军，国防开支还得花掉GDP3%——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足够的战略的纵深。
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如果国防开支太大，就必然影响经济发展——现在我们的基建与经济成就都要大打折扣。
大国之所以是大国，不能只看人口与经济，有没有战略纵深也是很重要的。所以，400毫米降雨线外的国土的地缘战略价值远远大于那点经济补贴。而要从经济发达地区抽取资源去补贴这些落后地区，就必须要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才可能实现。
这是中国必须坚持中央集权的第二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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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原因就是后发国家的发展问题。
后发国家怎么去追赶发达国家？
首先就要效率优先！也就是说，你得集中全国的资源集中在局部地区实现突破——比如我们首先就是在深圳、上海浦东搞特区，集中力量在长三角、珠三角搞制造业基地，全国各地为它们提供廉价劳动力，提供工业品倾销市场，同时建立关税壁垒，保护这些制造业基地的发展。
但是选择效率优先的道路就意味着这些地区获得了优先发展权，意味着让这些地区的人民先富起来——假如是西方的皿煮体制，这么干怎么能让全体老百姓达成共识？就是地方上精英阶层也会跳出来强烈反对的！只能是靠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强制推动。
同样的道理，当发达地区经济起来后，能让发达地区把经济红利全吃光抹净吗？肯定不行，必须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从发达地区抽取相当部分的红利来补贴不发达地区。
比如，在经济最发达的6个省份，中央每年大概要拿走3万亿左右转移支付给落后地区。假如是西方的皿煮体制，这么干发达地区的老百姓能达成共识？
欧洲一票国家，经济稍微有点问题，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富裕地区就闹独立。说白一点，就是富裕地区的人民不愿掏腰包补贴穷兄弟。
西方那票国家在大航海时代掠夺了全世界大量的财富，又率先进入工业文明，利用工农业剪刀差继续掠夺发展中国家。自己搞了一套皿煮制度现在也慢慢走近死胡同——但是拼命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这套制度，目的很明确，就是让后发国家在皿煮政治下陷入内耗与分裂，从而永远无法挑战它们的先发优势。
呃，前苏联就是被西方忽悠瘸了的典型。一搞皿煮政治国家就分崩离析，经济一泻千里，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度倒退。后来醒悟过来，回头搞中央强权，才有了普京这样的政治强人，可惜为时已晚。
之前苏联重工业非常发达，军工实力全球数一数二，但是重工业要转化为民用制造业就得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市场，其次是资金。市场因为苏联解体，人口丢掉一半，资金也缺（西方最初承诺苏联搞皿煮就要援助几百亿美元，结果当然不会兑现）。现在俄罗斯就靠老祖宗留下的资源过日子（寡头卖资源躺着都能赚钱，谁愿意去做费力不讨好的制造业？）。
普京一去，如果俄罗斯不能再出一个政治强人，地广人稀的俄罗斯再次分裂的可能性很大，当然这对于我们不是坏事——我们现在需要一个俄罗斯来分担美国的战略压力，等到中国真正强大了，我个人更希望看到一个分崩离析的俄罗斯。
有些历史帐官方现在不提不代表就忘记了，看看官方出版的地图册，俄罗斯远东很多城市地名一定要加一个括号注明过去的中文城市名，这是强制性要求，明白吗？
有些弱智天天喷中国是冤大头高价买俄罗斯石油——俄罗斯经济全靠能源支撑，中国多花点钱买俄罗斯能源也算是在财政上给俄罗斯支持。让俄罗斯有能力在伊朗在叙利亚给美国捣乱——这能让中国减轻多少美国的战略压力？
19世纪大英帝国出钱出银子让别人打了无数场代理人战争，我们花点小钱就让俄罗斯去冲锋陷阵与美国对掐——这难道是赔本买卖？这点见识都没有，也好意思在国际政治上指手画脚？
现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经济绝对不能垮！现在这个阶段更不是与俄罗斯扯历史旧账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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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煮制度的基础是地方自治+民众共识，这在目前生产力水平阶段是有重大问题的，而且根本看不到出路（参考我的历史文章《我为什么鄙视西方那套制度》）。
我觉得只有到了人工可控核聚变实现突破，人类进入星际探索甚至星际殖民的阶段，皿煮体制才是一个可行的制度。
地方自治？中国从商周一直到民国实验了几千年，哪一次最后不是国家分裂军阀混战？
民众共识？我对这个是半点信心都没有的。
那么中央集权模式即使进入工业文明同样需要一个价值观相同的官僚队伍来治理。西方那套制度本质上是大社会小政府，政府的社会责任很低；而中央集权的模式下必定是一个大政府小社会，政府的社会责任简直无限大。
比如现代中国其实就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
无限责任（除了公共服务外）包括——宏观上经济发展速度要兜底，贫困要脱贫，微观上银行不能倒，理财要保底，民间经济纠纷民事纠纷老百姓不找法院找政府闹。我穷我就有理，我弱（病）我就有理——按闹分配统统是这个无限责任延伸出来的（弱、病就可以向政府索求“救助的责任”，这个责任的边际很难定义）。
政府也很头疼，也试图通过治理转型把责任明确化，比如理财投资打破刚性兑付，比如对于个人民事纠纷破坏公共次序的行为进行惩罚——过去农民工与包工头有纠纷就去堵马路就去跳楼恐吓，这种情况近年要少一些了，原因就是抓了一些判了一些。
但是转型的过程很慢。
现在舆论比较集中在对政府权力约束的问题，但是有些人故意忽略了权力与责任是对等的。约束政府的权力不是不可以，但是削减权力的同时就会降低责任——这就要求中国社会从一个巨婴型社会转变成一个公民社会，也就是说，每一个公民必须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这个转型过程还任重道远。
这些中国特色问题就不展开了，反正大家记住一个结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要一只价值观相同的官僚队伍来治理，否则就要出大问题。
那么，什么价值观作为官僚队伍的指导思想？
孔孟儒家思想肯定不行的。
结论呼之欲出——
就是要坚持执政党的领导。执政党根据社会与经济发展情况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探索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在人类发展史上根本就没有可以参考的蓝本，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的过程可以试错，可以创新，但是基本的道路，基本的制度不能动摇——这是中国立国之本，国本不稳就天下大乱！
当下全球需求疲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上做增量蛋糕越来越困难，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存量博弈会越来越激烈。在与西方国家的竞争中，中国这套模式还是很有优势的，只要我们自己不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时间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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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是中国式的独裁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体系
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三位一体的制度组合成的，缺一不可。
很多人赞赏科举制，殊不知在五代十国，战乱纷纷。武夫专权，文官受排挤，科举难道还能完整推行吗？
那么它是如何表现的？
政治上
1.打击以“相”为首的大臣集团权力
2.限制包括皇太子在内的皇族势力和后族势力
3.强化中央权力，削弱地方权力
经济上
1.实行重农主义，限制商品经济。
2.修建直通首都的大路和运河，加强全国各地与中央的联系。
3.强制实行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割裂全国各部分之间的联系。
4.打击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由政府垄断对外贸易方式。
文化上
1.建立并不断巩固以有利于君主独裁的“礼”为主导的思想文化体系，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
2.向人们灌输“忘记小我，乐于忠君”的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嵇侍中血”）。
3.神秘化君主。
4.实行官员选拔考试，并以是否有利于维护君主独裁为评价标准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通过这种三位一体的独裁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成功把中国变成了现代社会最独特的国家——保守时十分保守，开放时又过于开放。这种制度，在古代世界的国家里，没有一个能像中国这样做到这样三位一体完美融合，更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对后世造成如此大的影响
对前朝超级纠错制度。
秦以暴亡，汉代秦以后虽然用的秦法，但是讲乡贤自治，把国家对于老百姓的压力局限于郡县，由当地人自由组织生产。
乡贤自治导致地方势力坐大，再通过举孝廉影响政治，从东汉不再把有钱人迁去守墓开始，一直到隋朝灭亡（守城武将把粮食卖给攻城的敌人），宗族势力主宰中原。
“国破家不亡”成为常态，汉人流离失所，但是世家大族长盛不衰。
唐朝开始，李家以科举和外族融合对抗汉人宗族，重新把权限下放到郡县（各种使），用政策和暴力手段瓦解宗族。结果导致地方政府军政合一，尾大不掉。
宋朝吸取教训，一边用科举压制世家大族，一边用彻底隔离于国家的沙坨族人组建禁军，只接受皇帝操控。再一边用厢军收集天下破产农民和城市的余子（没有家业继承的老二老三）。
结果对外战争一塌糊涂，圈养的沙坨族军队一哄而散（靖康之难），反而在临安裹挟皇帝，杀死正常军队将领（我就说的岳飞）。最后死于外族入侵。
明朝是汉人的理想型社会。
宋朝说漕运麻烦，我们就把物资留在当地，只把账目给户部啦。“夭寿啊，李自成把京师一围，户部耗子都饿死了”
俗话说龙生龙凤生凤，那我们就整军户匠户。（三百年传承，你值得拥有）
外族入侵怎么办，天子守国门，朱棣说孙子们，你为了自己狗命总要好好备战了吧。（我吴三桂，既是边防军，又是近卫军，现在我守得固若金汤，但是老家被推平了，怎么办。在线等，急）
皇帝太难当怎么办，我们就议会制度走起（庭推），高级京官一人一票又民主又高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的阁老组织工作（内阁），皇帝只管吏部（尚书叫天官）人事工作就好啦。（避免宋徽宗）
结果玩脱了，民间玩成了财团互拆（晋商，东南商人）
官场上变成东林党（东南）和阉党（晋商）党争
东南商人组织了倭寇（倭寇船上下来一大半汉人），上面吃军费下面抢平民，销赃还能赚一手。
晋商更不得了，一袋米一袋米往外送，亲手养出了个大清朝。
清朝总结经验，老百姓玩太嗨容易出事。
先愚民，傻子就不会想这么多了。（明）
蒙古老婆是个威胁，那就减丁。（宋）
发展科技容易整出意外，那个大炮对着乾清宫来一发我人没了啊。（历史级理解）
我们还是一起写诗搞文玩吧。我乾隆先带个头写一万首……不够那就再来一万……爽~超级加倍！
结果1840年大英帝国炮一开自己也傻了:就这么个玩意儿，怎么能统治这么大个帝国的，我们之前错过了一个亿？
后面容易封号…
总有一天，我们会建立一个完美无瑕的国家（补丁）
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设计中最成功的一项制度。这项超越世界的官员选拔制度，推动了封建社会的阶层流动，成功维护了王朝的稳定，避免了王朝的频繁更替，并且从根本上杜绝了春秋战国魏晋三国五胡乱华南北朝的长期战乱的可能性，对中华文明的存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伟大作用。
中国历史最早的政治制度，是商朝的神权统治，其时国家统治的基础是巫覡，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王负责戎，大祭司则负责祭，且所有国家大事，都要通过占卜和祭祀来决定。这种神权大于王权的制度，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终究是会被打倒的，结果就有了武王剪商，以人治代替神治，并实行分封制，从而以贵族政治代替了神权政治。
但贵族政治也有问题，那就是随着时间发展血统稀释，导致中央集权日益削弱，各家诸侯尾大不掉，交相攻伐，这才有了春秋战国的数百年大争之世；后虽有秦国推行军功制与文法吏，行郡县制，实施中央集权，惜乎步伐太快，时间太短，未成气候，导致西汉七国之乱、西晋时仍有八王之乱。
图：秦军功制
至此，中国的统治者终于认识到，贵族政治是行不通的，迟早会将天下陷于分裂之乱局。所以汉朝在继承了秦之军功制与文法吏之外，又在汉武帝时行推恩制，削弱皇亲国戚与军功贵族的权力，再次加强中央集权，并实施察举制与征辟制，所谓察举，即主要由朝廷公卿与地方州郡察举人才，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一定的考核，任以相应的官职；所谓征辟，则是由皇帝或地方长官直接进行征聘。
选举制和征辟制虽可加强中央集权，给予士人上升通道，但西汉乃以军功贵族起家，功臣贵族世家势力仍然庞大，汉朝皇帝不得已任用外戚以为制衡，最终导致王莽篡权，王朝崩溃。东汉皇帝乃痛定思痛，大开太学，并重用宦官，而以士族、宦官、外戚三方鼎力，互相制衡，以为可以永保皇权，不料却导致政治斗争日益激烈、国家内耗严重，到了汉灵帝时期，经过两次党锢之祸，世家大族终于忍无可忍，乃以袁绍为首展开了疯狂的报复，从而一举歼灭了外戚与宦官势力，但东汉王朝也因此分崩离析。而世家大族则通过这一番地方包围中央的割据混战，终于全盘掌握了国家权力！
这就是察举制的危害所在了，世家大族，常年掌握察举大权，其门生故吏多年受其培植拔擢之恩，按照东汉的官场规则，故吏相当于先秦时家臣，视举主（推举他的人）、府主（征召他为下属的人）如同君父，不仅要为其效忠，致送馈赠，乃至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主子们死后，故吏还要服三年之丧，并继续尽忠于其后人或经营其家财。所以一个家族当官的人越多，越久，越大，其积累之政治资本也就越雄厚。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颍川荀氏、河内司马氏就是这样的世家典范。
所以，东汉之后，魏主曹丕终于率先向世家大族献上了自己的膝盖，行九品中正制，世家大族遂借助把持尚书台与各地中正，将所有选官大权从皇帝和宗亲手中夺走，牢牢的把握在自己手中，从而编织起一个密密麻麻的亲戚婚媾、官员提携网络，将中国正式带入士大夫门阀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门阀成为与皇权平起平坐的阶层。皇权虽然不断挣扎着恢复秦汉荣光，无奈乎自身深陷割据世家的再封建网络，一不小心就会被门阀大族篡权替换，始作俑者就是有生了八个儿子的司马防和生了九个儿子的司马懿的司马家族，这个庞大的士族世家，凭借九品中正制把持了曹魏的兵权与用人权，从而轻松篡夺掉了曹魏的皇权。
魏晋以降，门阀制度愈演愈烈，表现就在于其政权极不稳定，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就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时时刻刻都在上演着篡权与宫斗的戏码，政权的频繁更替与门阀的骄奢淫逸、腐败专权，不仅让百姓深受其苦，也让寒族的上升通路彻底被截断，从而导致寒族人才们只有两条路走，要么参军建功（如刘裕），要么只能投降北方异族（如王猛），帮助他们建立王朝，而这又更加导致南北分裂加重，恶性循环，中华民族几已陷入死局……
就在这个时候，科举这项伟大制度横空出世，拯救了中华民族。至此，中国建立了完善的官僚制度，权臣篡位与政权频繁更替的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唐之亡，问题只是出在专设将领统兵，而使募兵逐渐成为了将领的私人军队，终致安史之乱与五代十国。宋之亡，乃全球游牧民族大扩张，与制度无关。明之亡，更皆外患导致，否则李自成张献忠之流根本成不了气候。
而与此同时在西方，整个欧洲在中世纪时期间无日不战，虽然都是小战，但这导致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领略到中国大一统帝国治下的和平，没有这种和平安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也就自然没有了科举制这种优秀制度产生的土壤，所以伏尔泰等西方贤哲听说科举制后，大为震惊，极其神往：“通过层层严格考试的人才能进入……衙门任职……人们全然不可能想一个比这更好的政府……。”
科举制度
虽然科举、八股被现在很多的愤青，怒骂为封建，僵化的体质。但是无法否定，科举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制度，甚至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科举制度，给了所有人一个向上的阶梯，解决了
1、人才的选拔
相比欧洲贵族阶层，科举给所有的人以出头的机会，人口基数保证了保证了可以广泛的选择人才。不像欧洲奉行的贵族教育、血液、精英参政。李世民豪气干云的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
2、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科举制度，创造了一种让人依靠的体质，以制度来决定选拔，不像欧洲那般的贵族传承。这样从一定程度维护的社会的稳定。历朝历代痛骂、反对的只是徇私舞弊的官员，而不是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统一的思想体系，成功的灌输了统治者想灌输的东西：对皇帝、社稷的忠诚；传统礼教的普及；对建功立业的荣誉；。这些有反哺了学子对功名的追逐。使王朝的思想具有高度的同一，不会让异端来颠覆
首推清代的秘密立储制。
这个制度成功化解了「君权VS储权」这对传统权力矛盾。
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容易出庸主，更容易造成夺嫡大戏。而不立太子，储位虚悬，又容易导致传承无序，国本动摇。
而雍正发明的秘密立储制成功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十分巧妙——我既立了储（直接写明了谁是皇太子），又没有立储（立储的文书秘而不宣）。
自此以后，皇太子就成了「薛定谔的猫」。
皇帝在世的时候，每个皇子都处于「既储又非储」的叠加态。你必须十分努力，才能看起来赢得毫不费力。
而且，雍正发明的秘密立储制，还成功使用了「区块链」防伪技术。皇帝亲书的立储谕旨一式两份，一份密封在锦匣内，安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另一份皇帝自己保存。待皇帝驾崩时，由御前大臣将两份遗旨取出，共同拆封，对证无误后当众宣布由谁继位。
一定是周制了，周制才是生命力最旺盛的制度，只是在中国失败了。秦制是最坏的制度，当然这是相对于百姓而言，秦国以法家学说为基础，统一天下，二世而亡。然汉承秦制，往后两千多年都是以秦制为统治基础。
秦制在经过包装后变成了儒表法里，统治者对民众施以儒学统治，同时用法学来对付威胁统治的人。自此儒家学说就彻底变味，儒家的民本思想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法家的法术势，后世经过董仲舒、朱熹等人的一次次歪曲解读，儒学已经变成儒学政治，一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也难怪五四运动会打倒孔家店，那样灭人欲的儒学早就该被打倒了。
百代尽行秦制，把君主制变成君主专制，君主从最初天下公仆变成天下共主。君主把天下视为自己的产业，成为私有财产，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还要代代世袭。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天下人对于权力觊觎不已，哪怕是一个农民也可能有皇帝梦。结果治乱兴亡在轮流坐庄中循环往复两千年，你方唱罢我登场，老百姓也是兴亡都苦了。
古代有王朝周期率，归根结底就在于行秦制。皇帝大权独揽的同时还要世袭，一旦遇到哪个子孙无能就可能人亡政息。先秦诸国行周制，政治上以分封制为主体，君主权力相对较小，国家是贵族共治，就算君主昏庸，但权力有限，往往不会造成大的灾难，是以国家能长久。
周朝还有国人参政，更能在某些时候纠正君主的错误，这与古希腊的制度颇有相似之处。
周制在中国失败不得不说是个遗憾，然而现在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就实行的是类似周制的制度，这些国家有长期的虚君传统，是以政权相对稳定，很少有暴力革命。中国在辛亥革命后废除君主制是必然，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君主只有实君和废君，君主一旦大权旁落，下场往往凄惨。恐怕只有汉献帝和曹魏后面的皇帝类似虚君，但这也只是暂时的，因为傀儡皇帝往往最后都会被废，甚至死于非命。
对于百姓来说周制肯定是最好的制度，先秦诸子百家学说都有可取之处，可惜最后走上了以法家学说为基础的秦制。秦制于统治者地位至高无上肯定是最好的，但于百姓而言就是最坏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