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温铁君视频回答
完全不知道哪里是政治敏感,某些人不要玻璃心好吧。
1、什么是中国的独特国情?
首先,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国家,也可以叫做“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国家”。
我们和巴西比较的时候发现,巴西是一个殖民化的大陆国家,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陆国家,这两者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原住民的多少,我们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巴西原住民人口只占5%,30%多是混血人口,60%多是外来的殖民者人口和他们的后裔。
同理,很多人今天研究美国,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像美国那样,对不起,美国的原住民人口只剩2%。我们如果像美国那样我们会怎么样?你谈这件事情的时候先把你自己作为原住民减少剩下不到2%,再说能不能照搬美国。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个前提条件。如果中国是一个原住民大国,那亚洲是什么?亚洲是没有被殖民化过的原住民大陆。这就发现,北美、南美都是殖民化大陆,澳洲也是殖民化大陆,对吧?
这个世界上由此至少可以有一个三分天下的感觉。
——殖民地宗主国在哪儿?欧洲
——殖民化大陆在哪儿?美洲、澳洲、半个非洲
——原住民大陆在哪儿?亚洲。
三者的经验是否可以互相照搬?有人主张可以,我说前提是先把原住民人口大规模减少或者外移,这才有可能。
大农场是外来殖民者的产物
当我们讨论农业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只要我们推进农地的私有化,就会通过土地私有制条件下的自由市场交易,形成规模农场,就可以参与国际竞争。有谁注意过,世界上大规模农业没有一个是通过市场的?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都是大农场、巴西也是,请问这些大农场的国家中哪一个是原住民当农场主的?找出来我去学习学习。麻烦就在于你找不到。这些大农场被谁占有呢?外来殖民者。
在亚洲找不找得到大农场呢?找得到,菲律宾。为什么?被殖民化了400年。你去调查,菲律宾原住民在农场干什么?当bondary laborer,相当于包身工。农场主谁呢?外来殖民者。
因此,可以借鉴,可以分析,可以比较,可以讨论,但是不可以照搬。
而中国不仅是一个原住民大国,并且是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国家历史没有中断的国家。
运行百年和千年的制度如何比较
跟欧洲的领导型国家、德国,他会说各个方面如何制度优越,只要问他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不好回答了,“请问你们国龄多少年了?”应该很多人懂啊,德国哪年立国?1832年。距今多少年呢?100多年。是一个年轻国家。在此之前德国是什么呢?是个地理概念,300多个小邦,讲着各种不同语言。这是欧洲领导型国家。
如果你说他的制度优越,我说你这个制度运行上千年再说,现在才运行一百多年,我这儿是五千年啊?你那儿是100多年啊,大家说美国是美洲或全球的领导国家,那美国多少年国龄?1863年打完南北战争才有现在的版图啊?此前100年也不是现在的版图,1845年打下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几个州才有现在的版图。那,美国的国龄是多少年?100多年。仅靠一两百年资本主义历史怎么能解释清楚人类社会到底哪个制度是绝对优越的呢?
为什么中国绵延几千年没有中断,把这些道理搞清楚了,就不至于文化虚无、历史虚无了。马克思早年说,我对于人类历史五阶段的分析不包括东亚。在遥远的东亚,由于高山、大海、荒漠的阻隔,根据欧洲历史形成的这些学说,本源于摩尔根和达尔文等等,他们都没有到过那儿,遥远的东方完全可能是人类另一个历史发展的脉络,不适合用简单的五个阶段概括,所以马克思暂时给一个假说,亚细亚方式,Asiatic Mode。
接下来,如何看待我们的当代的各种问题。
2、先谈民国的危机及败亡
19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国的黄金增长,民国经济史上叫“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怎么中断的?被192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中断的,那时候就是输入型危机。
民国的黄金增长体现的也是中国人百年现代化大目标,也要面对内外两大矛盾。对内是因为地主从原来的村内地主变成在外地主,变成工商业地主,于是地主把原来的秋后算账,也叫下打租改成上打租,就是春前交租,而且把实物租改成现金租,立刻带动金融资本进入农业,过去非货币化、非资本化的小农被现代经济击垮,于是乎社会上先出现了小农破产,乡村衰败,痞子横行、土匪蠭起。这是对内造成的代价。
那么对外呢,1929-33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一爆发,中国当时是白银币制,海外白银价格抬升,中国就出现白银外流,导致通缩紧缩,严重打击了正在高增长的民国经济,于是民国经济进入衰退。
政府怎么办呢?也得顶层设计,深化改革。一帮海归设计出什么?跟今天一样啊,设计出现代货币体制,放弃白银改为纸币。但是接着,1935年废弃白银改行纸币的时候,日本占领华北,东亚转向战时经济,改用纸币第一年1936年尚且没有改变通货紧缩,但到第二年1937年,日军全面进犯中国,政府必须把有限的贵金属和战略物资拿去给美国人换来军火,而这时候美国人正在支持日本军火,占日本打中国的军火的48%。
这种情况下迅速形成的是从通货紧缩转化成通货膨胀,民国从1937年起遭遇通胀,一路通胀到1948年。于是,再次由海归们搞顶层设计深化改革,借来美金追求进一步的现代币制——金圆券制度。早年的改革,1935年发行的币制,初期货币票面值小,后来通货膨胀变成几百万,再到改成金圆券时恶性贬值的新疆票,票面值60亿元才折合金圆券一万元,通货膨胀到了多少千倍。
民国真正垮于什么?工业化城市化为主的现代化形成巨大成本,无处转嫁。于是民国先亡于现代金融、现代财政,没有现代金融,没有现代财政,国民党士兵可是拿钱的,于是乎没人发军饷。你不可能成捆的把那个毛的票子送给士兵,没地儿藏啊。没人发军饷,军队就不打仗了。
注意,没有现代财政金融就没有现代军队,因此,民国真正败亡的原因乃是现代化成本过高。
3、1949年土地改革去现代化
我们的党是怎么胜的?靠农民革命。那是什么革命?农民几千年都要求“耕者有其田”,几千年都搞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是共产主义革命吗?历朝历代哪一位开国之君不实行均田免赋啊?之后就会慢慢出现豪强大户占田,对不对?于是乎中兴重臣干什么?抑制豪强啊。否则,如果中兴重臣被“清君侧”,豪强没有被抑制住,这个朝代必然败亡,如果中兴得逞,再延续个百儿八十年。一般情况下,一次均田免赋构成200年朝代周期的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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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意味着什么?人均分地,人均分地意味着“去现代化”。听说过这个道理吗?
1949年土地改革叫做去现代化,使88%的农民人口跟城市现代化没有关系了,党在接手政府只需解决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饭问题,多么小的负担啊?同时,因为给农民分地,农民不仅推着小车支援你打仗,而且国家要折实征收的农产品实物就是建立财政金融的物资基础。
因此,我们在1950年延续自民国的高通胀危机仍然难以遏制的情况下,当时新中国的银行存什么?存三白,白米、白面、白布。千万别理解错了,脑子里出现一个画面,老百姓抱着白米、白布、白布去银行,而是银行给出一个价值指数,老百姓去存的时候能买多少白米、白面、白布,到取得时候还能买等值的这些东西。当年,货币、公债和军公教人员发小米,叫三折实。这套折实体系依托于什么呢?广大农民因耕者有其田而恢复了历朝历代都有的生产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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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客观地说1949年我们靠传统小农经济缓解民国的现代化危机。而其他大多数通过民族民主革命建立的国家,一旦革命成功之后,立刻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无法对付城市贫民窟人口的贫困。中国怎么对付?无外乎就是土地革命让农民回家分地了。
当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危机严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不论谁当领袖,应对办法很简单,只要再答应一回农民可以平均分地,只要不把小农基础给破坏了,农民一定高高兴兴回家,今天中国户籍农民人口仍然占70%以上。70%的人问题相对被缓解,政府主要解决的就是这30%的城里人的问题。
大家觉得不太现实,我也觉得不可能那么简单。但是,新中国历史上做了两次,毛泽东做了一次,1949年,解决危机没有?解决了。当时西方国家都不认为他可能解决危机,愣是解决了。
接着问各位,1980年邓小平搞的大包干,是不是又一次按人平均分地到户,和毛做的是不是一样的?只不过上一次叫土改,这一次叫改革开放,那次是占总人口88%的农民,到1980年是85%的农民。85%的人口回家分田种地,农民就“说有吃有喝不找你”。
看看当年大包干的时候农民的顺口溜,跟1949年的故事是一样的。政府只需集中解决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至于大包干之后采取一系列措施,那是后话。如果看历史的经验,其实有很大的可比性,如果你把发展中国家拿过来做比较,也会有很大的可比性。
4、高失业率下,政府成功化解了危机
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之后,导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业大量倒闭,工人大规模失业。我拿这个现象在很多国际交流场合问西方人,请问,如果你们有2500万人失业会怎么样?西方人很直接的说,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了。
西方都说China collapse,即中国崩溃,说了无数次,遭遇危机的这个阶段就应该崩溃。不仅这个阶段有2500万失业,上一个90年代有4500万人失业,听说过吗?中国怎么解决的?
查统计数据没有,不表现为统计上的失业。为什么呢?统计上叫做登记失业率,4500万国企职工下岗,不叫失业,也有叫在岗学习,待岗培训,因此,不登记为失业的数。还有80年代我们也是4000万失业。你们知道吗?我就是4000万回城待业的知识青年之一,没听说过的根本就不了解中国。
中国的很多事情,归结为是原住民人口密集的国家,没有把原住民大规模消灭,中国近3亿打工者这种流动情况在世界上任何殖民化大陆都不可能发生。问问美国多少人失业?如果超过百万级规模,就受不了。在中国这儿多少?1960年以来每次危机都是几千万失业。不都得受着吗?
当年美国制裁,邓小平跟美国特使对话的时候说:我是法国留学,自由民主平等博爱我比你还会背,但是我给不了,因为现在中国这儿人太多。这样吧,我给你送去两亿人,请你给自由、民主。好啊,当然好啊。美国人一下愣了,这什么意思?正好这之前王力雄那本书《黄祸》在美国出了,11次印刷,用的书名是西方人的“中国想象”。王力雄告诉西方说,一旦中国人四散开来,这地球最先就受不了。
需知,中国历史上就不是一个对外殖民的国家。对此,今天很多人、包括著名外交家都在说,早年郑和下西洋,中国人的祖先干嘛去了?扪心自问,难道你是一个对外殖民扩张的国家吗?文化虚无主义到这个地步,就恨祖先没对外殖民扩张。这叫做没文化啊!就怕知识分子没文化。各位年轻的朋友们,将来你们长大,不,现在你们都长大了,将来你们顶事的时候,千万长点文化。
以上分析是说30年代民国应对西方1929-33年大危机,没对付得了,导致民国走向高膨胀,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现代化成本过重,向农村转嫁不了,因为农村已经被工商业资本搞乱了。所以,民国垮了。
知道我们上一次遭遇输入型危机怎么软着陆的吗?
2009年全球大危机爆发,中国沿海大批企业倒闭,2500万打工者失业,中国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要问各位,你们满网上去搜,看看哪位高官,哪位大学者讲过中国是怎样对应2008-09年的全球大危机的?这是中国的宝贵经验,但是几乎没有谁认真把中国应对全球大危机并且成功的化解危机的经验告知给世人,请问,这算有知识生产吗?高校的知识是本土吗?是依托于中国经验形成的吗?
好了,不批评他们,先说我们怎么解决的。
5、解决危机的中国经验
中国以前出口退税13%,意味着中国政府拿财政补贴给海外消费者13%。对吧?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不去了。彩电、冰箱、洗衣机、汽车全在库里。怎么办?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税一转,鼓励农民买这些商品,只要农村户口,立刻享受13%的价格折扣,而且告诉农民说,这优惠政策只到2010年年底!于是,农民一买,百户彩电拥有率达104台!这样,靠着农民的庞大购买力,化解了出口不畅的危机。
然而,这还是一个小的政策,只是把补贴外国消费者补贴给中国老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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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什么?买彩电得有网络,否则全是雪花啊。买洗衣机得有水是不是?买冰箱得有电对不对?温家宝一上台就认同三农,在我所了解的领导人当中他是非常重视农民利益的,从他担任总理那届开始,政府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
温家宝在政治局2005年9月会议上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开始大规模增加对农村的投资。2006-2009年,三年过去,已经向农村投了几万亿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到现在2015年,国家向农村投了十几万亿,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大规模投资,既化解了城市的生产过剩,又实现了城乡再平衡。
但是,向农村基本建设做投资,是几乎没有回报率可言的。那私人资本干不干?当然不干。谁能干?只有国家干。
例如,国家电网向农村送电,80%线损率不能向农民多收一分钱,农电只能亏损,由国家电网抗着,若演化成坏账,则只能国家银行背着。我们听一般知识分子讲国有企业没效率,有一半对,有一半不对。因为,国家往农村修路,修到村里去了,敢跟老农民要养路费吗?敢在村口设一个卡子跟农民收费?收得着吗?真去收,一扁担打趴下你。收电费,说你多耗80%,多交80%以上电费,收得着吗?也收不着。往农村通水、电话、宽带,实现农村五通的过程,几乎都是国家干的。不是不邀请私人资本干,也给补贴,但私人不愿意干,回报率太低,回收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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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当国家遭遇了严重的输入型危机,规律不可抗,2008-09年是全球危机,不是一个国家能解决的,我们当时叫“进口通胀”,单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没用。这时候,只能靠看得见的手,美国就是一手增加国债,一手增发货币,用增发的货币买增发的国债。
中国也如此。不同的是,中国把这套增加的流动性大部分送到基本建设当中去了。只要还有投资空间你就赢了,没空间就输了。所以林毅夫当世界银行行长之前告诉大家说,中国还有20年高增长,因为我们的内陆空间广大,当了几年世行副行长回来又说,中国还有20年,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除了我们自己的内陆空间壮大,这得感念秦始皇老爷爷,从他那时候,当然他也太残酷了,让我们知识分子骂了他2000多年,但是,他干了一件大事,统一。从此有了这样超大型的大陆国家。
多说一句话,秦汉之际中国就告别了封建制度,以后别再说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有2000多年封建的包袱,我们2500年前就告别封建制,进入郡县制,或者叫做中央集中制。汉初又做了分封,发现不行,还得平七王之乱,于是汉承秦制,继续郡县。我们早已告别封建,马克思研究的欧洲是黑暗的千年封建,千万别拿欧洲史来套中国,那叫历史虚无。
我们当时是“上下两制”,一是皇权设到县,二是县下乡绅自治。因此,中国告别封建制以后就是两套治理,一套中央皇权依赖郡县制度,另一套是乡土中国依赖乡绅自主治理。
并且,这两套治理天衣无缝的整合在一起,维持了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的共生。这些东西不在你们的教科书里,只有我们这些立足于本土研究的人才提得出来,如果困惑于意识形态化的教科书理论,我们将无法理解这5000年是怎么走过来的。
还是要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出发,看我们自己有效应对经济危机的套路,如果按民国那种比我们西化得多的办法早就垮了。
我们现在21世纪提出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恰恰是结合中国超大型大陆国家内在的多样性,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化。不可能消灭农民,也不可能消灭农村,更不可能消灭几千年传承的农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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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不可能照搬美国的大农场制度,我老是问大家,能用美国的farmer套到中国的农民头上吗?能说Chinese farmer?farmer,是farm农场加er,应该译为“农场所有者”,中国农民能叫farmer吗?我们的农民英文是peasant,这个概念恐怕要延续很多年。
看看日韩啊,日本95%的城市化率了吧?农村不还是小农经济吗?还是田中角荣的田中之梦吗?让日本农民每户达到两公顷土地,田中的梦想就实现了,两公顷土地就是30亩地,还不是跟中国农民的梦一样吗,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现在你无外乎就是把牛改成小型拖拉机。
客观的看,日本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韩国到现在为止仍然是小农经济。包括本国台湾,到现在依然是小农经济。尽管城市化率都已经90%以上了,都已经现代化了,但是改不出小农经济,因为是数千年文化。即使为了中华民族的文明传承,因为5000多年来的国家历史,上万年的中国文明都是农业文明!
实际上,中国人进入工业文明不到100年。我曾经讲到过,近代中国折在什么上?都折在一个不可能向外转嫁成本的内生型工业发展上。想学西方就得先学西方向外转嫁成本,如果没有办法学,如果只能成本向内转嫁,就要有一套制度安排,如何使成本转嫁不至于引起对抗冲突。
我拿了很多国家级研究课题,怎么让已经具有哲学意义的对抗性矛盾转化为现实意义中的非对抗。能不能转?如果以前能转化那为什么现在不能?等等,这是归纳分析中国人的制度经验。
6、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进入了和1929-33年西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大危机一样的危机。
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发生在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的1998年。当时国内的经济学家就公开讨论了中国进入生产过剩危机,唯一可采取的对策就是罗斯福新政。我记得当年北大经济中心,我那时候在政策部门,看到他们提交的报告,中国遭遇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问题是什么?是生产过剩。
西方生产过剩是进入二次大战的主因,若中国不想打仗,就得搞新农村建设。若然,新农村建设就是中国特色的罗斯福新政。所以西方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打仗,中国解决产能过剩的手段是新农村建设。走出危机的主要方式要靠以国债投资为主开展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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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90年代末期到现在已经两次遭遇生产过剩危机。
既然已经连续两次遭遇工业化阶段生产过剩危机,而且靠的是统筹协调,利用的是超大型大陆国家的地理纵深这种内生性优势走出来的,那现在新一代领导集体做战略调整是什么?是生态文明。
随之,2015年10月份出台的新的改革思路,叫做深化生态文明的体制改革。国家重大战略调整,针对的就是百年来工业化已经形成的利益集团,所以,中央的三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已经越来越明确开始强调利益结构多元化。
中央战略转型是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教训积累所形成的。如果不转型将无路可走,因为中国不可能向西方的殖民化大陆那样,把成本向外转嫁。我们得接受西方国家的教训,既不能进入战争,又不能破坏自己的工业基础。所以,我们得朝着多样化的生态文明转型。
整个世界的趋势也很清楚,是从60年代开始,随着人口增加,人均真实GDP每十年就下一个台阶!注意,这是世界银行的数据。同期,金融泡沫化不断增加。
通过国际贸易导致我们进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抬升,因此叫进口通胀,不仅影响中国的实体经济,而且导致银行必须抬高利率,官方利率抬高导致下层社会高利贷——县以下高利贷是普遍化的——整个要素价格随着资金价格上升而不断上抬,这种外部力量对要素定价,不是内部因产业自身的原因导致定价变化,这就使得实体产业无法继续进行,因此人们只在国内说产业问题,恐怕是没捉到病根。
总之,实体经济的低收益就变成当前新常态,现在谁干实业谁倒霉。这是客观情况。那就会出现资金析出,进入投机品市场,房地产和股市投机越盛,社会高利贷越盛行,这是相辅相成的。
同理,国际资本进入期货市场直接影响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原材料价格,导致地方债的上升,政府债务大幅度上升也是这种病因所造成的,国家就得宏观调控,但是债务与利率都上升,宏观调控就面临两难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国内的资金价格高,调控困难,导致海外低息资金大举进入,正好“我家大门常打开,张开怀抱等你”,海外资金一进来直接打垮国内高成本资金,当有人高歌着高盛养猪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告诉他们,高盛来根本不是养猪的,是携带着海外几乎0成本的资金来打你的。没点起码的常识,就说你看连高盛都来养猪了,可见我们的养猪业有多大的市场前景?完全不看中国的畜禽养殖业是严重过剩的。
海外投资我们几乎无法竞争,因为人家资金价格太低,我们又主张对外开放,于是有通过投资实业达到曲线收购,导致我们现在21个大类产业2/3是外资超过绝对比重,苦哈哈干半天,人家不是来剪羊毛,而是连羊都占了。辛辛苦苦放了一堆羊,还得压制反抗,可2/3是别人的。
接着看,人家通过这种方式形成海外投资的高收益回流资本市场,又造成资本市场高收益,所以美国的所谓标普500股票的指数经常是高的,按说应该低,但因为海外收益高,所以就带动美国股市长期在高点上。有人据此抱怨我们的股市上不去,因为经济学家没解释清楚这种输入型危机。
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做什么?这条虚线告诉人们,我们其实用环境代价,劳工社会成本代价在向他们做极低价格的商品输出,来帮它维持低通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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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你们知道美国的低通胀绝对不是说没有通胀基础,美联储大量印发货币,当然有通胀基础,为什么不爆发通胀危机?是因为它得到的商品不是自己生产的,全是发展中国家几乎白送给他的。平均每个美国人,无论是老人还是孩子一年能够消费12件中国产衬衣,7双中国产的鞋,几乎是白送吗?低价甚至白送,就帮它维持低通胀,所以他们是坐享其成啊。我们帮助美国维持了他在世界货币市场上一哥的地位。
中国体制的优越性究竟在哪里?我们是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国家,我们国家对支持革命的人民承担无限责任。即使不发工资,公务员照常上班,5+2,白+黑,谁敢不上班吗?老师也一样,当年饿得昏倒在讲台的时候不也讲课吗?国家承担无限责任的这种上层建筑,应该依存于什么经济基础呢?只能是也承担无限责任、替国家做逆周期调节的国有经济。由此当然会出现效率低,因为干的是国家战略。当然会出现占压贷款,所以要有国有银行啊。
维持到什么时候?维持到重新恢复海外市场。中国现在光伏产业仍然世界第一吧?怎么维持的,就靠国家的逆周期调节,这是对国家经济安全承担无限责任,靠谁?靠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基础。
我作为一个几代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也满脑子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然而中华民族面临如此严峻全球化挑战,能只听自己心里面那些观念么?得看看国家怎么办啊?
有人说,我们还是莫谈国事的好,那还是因为你没弄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决定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因此,想政治改革的时候,很多人以为应该改革成西方政府那样,有限责任政府,没税收,就停摆,甚至政府破产。看看底特律,那是我当年在美国进修的地方,连警察都歇了。为啥?没财政啊,这就叫做有限责任政府。学啊?问问老百姓,愿意吗?
再说一句,你们有谁相信中国的中农工建四大行会破产?为什么没人相信?因为历史上几次发生过必须破产的那种关头,都没破啊,最典型的就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爆发,突然紧缩,中农共建四大行,不良资产全部在1/3以上,按说立刻破产,不是主张市场经济吗?他们该破产。当年怎么做的?你们讲金融的老师讲过吗?中央成立四大资产公司,把不良资产全部买断,再注资,让他们变成符合巴塞尔协定的银行,再改制变成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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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告诉各位,为什么它们还是承担国家无限责任的国有企业呢?是因为80%以上的资本是官方的。我们开董事会的时候,银行行长,董事长都会很清楚的告诉大家,我们也是大股东说了算,谁是大股东?国家。所有的其他投资人加在一起不到20%。大股东是国家,当然国家意志就是你的意志。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有两个:
一是巨量的优质人力资源,这个不用多解释了。
二是党所塑造的政治和军事体系。这个体系有三个特点:1. 能集中力量办大事,2. 能顶住外部军事压力,3. 如果集中力量办的事错了,能承受巨大的经济政治错误,重新出发。这套体系的思想核心我总结为“以政统军,军风立政,生存第一,实用当先”。
在上面我没有提经济。实际上我认为和上面两条比,经济上的事情反倒是第二位的。有了党的政治军事体系,就可以凭着中国人的素质和规模去拼经济。不太懂怎么搞经济,学别人和自己摸索就是。如果需要集中力量,体系可以集中力量。如果经济政策出了大错误,用体系强行撑住,换一套办法重新出发就是。无论是力量的集中还是体系的强撑都有强烈的军事化特征。
该体系奠基于井冈山和苏维埃国,成型于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巩固于50年代。之后有技术升级和其他小变化,但基本框架没有大变。
纵观党史,经济不是重点,政治军事才是。长征之后军事上就没有大的失误。政治失误有,但只是路线问题,没有对体系本身产生削弱。经济上问题就更多了,从大XX到大下岗到股市大崩盘,但如上所述,政治军事体系似乎有深不见底的容错纠错能力。
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最大误判就是以为中国成功的本质是经济成功,甚至认为中国政治体系的基石(所谓合法性)是经济快速发展。由此他们要么认为经济发展会使政治体系发生他们希望的变化,要么认为没有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中国的政体就难以维持。他们完全错了。
人力资源是当前中华文明的硬件,政军体系是软件。中国的群众(人力资源)非常服从这套软件的组织和指挥(哪怕嘴上抱怨),不信的话想想这次战疫情的骇人动员力。这套软件也很注重硬件的更新升级。这是目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套系统。
100年前,这个国家领土失去三分之一。
首都沦陷三次,长期处于战乱状态,对外不能抵御外敌,对内内战不断。
国民目不识丁,人均寿命只有35岁。
中国还有核心竞争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让中华民族摆脱了苦海!
在执政党的带领下,我们建立了全球独一无二最齐全完备的工业体系,高效的基础教育系统以及高效的基础医疗系统,带领14亿人民从吃不饱、穿不暖到现在全面脱贫。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村村通公路、村村通互联网、物流到镇……
现在才可以有上面的问题: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在什么地方?
一切的问题都是人的问题,所以从执政党统战工作的角度来讲讲中国的核心竞争力。
我党的统战工作是非常厉害的,蒋公在转进台湾之后,在反思自己的失败时就有一句感叹流传甚广:“天下何人不通共!”
蒋公这句名言就是对我党统战工作最好的评价。
以下文章部分内容引用自:《基辛格回忆录》,新浪网:《记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
我自己的作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
1、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49年建国之后,我党的统战传统而是发展到全世界。数十年苦心经营,兔子在全球统战工作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中国推动的经济转型面临着现实的难题。
要将前三十年建立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向轻工业转型,就需要资金,需要设备与技术,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
这一切都需要获得国外的支持与帮助。
但是,其他国家凭啥给你资金与技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本质就是利益的交换,我们想要的很多,但是能付出的很少——其实也真是拿不出来。
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国家之间不好打交道,那么,就先与政要个人搞好关系!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突然成为官媒最热的词语。
南方周末的记者方可成就曾经检索了1949年——2010年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在60余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公开称呼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共有601人,这601人遍布五大洲123个国家——说“中国老友”遍天下一点都不夸张。
在77年以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数量比较少,主要都是对中国有过贡献的国外民间人士,79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出现爆炸式增长,而且主要集中在外国政要。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多的是那个国家吗?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多的是日本,达到111人,接近20%。
知道为什么是日本吗?因为改革开放前20年,日本是对中国输出资金最多的国家!包括无偿援助、免息以及贴息贷款前前后后达到4000多亿人民币,这笔资金帮了我们大忙。同时,日本也是前20年对华技术输出最多的国家。我们的制造业起步,很多都是日本的技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排名第二的是美国,包括基辛格、尼克松、福特都获得这个称号,这个也可以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是最好的时期。
有趣的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同时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检索我们官媒报道,发现按照“伤害”次数排名,第一与第二的还是日本与美国。
更有意思的是,苏联一度还是中国的盟友,结果没有一个人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到苏联解体后,历任俄罗斯领导人包括叶利钦、普京等等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老友”数量排名3、4、5是英法德三国。这没办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太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了。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短语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中国老友”亮相50次,降到20次左右,进入2011年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只出现了2次——这代表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后,外交方式的转型,从过去注重私交转向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正式的关系。
所以我们外交部又发明出一套专用词语来描述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包括伙伴、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等等。
估计因为“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次数太多了,过去中国老友最多的日美两国现在反而是与中国关系最远的两个国家。
日本是“战略互惠”关系,不仅连朋友都没得做,连“伙伴”都算不上。美国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加上“建设性”与正儿八经的“伙伴”差别就大了——相当于姨太太与太太的区别。
中国老友遍天下不仅仅因为中国统战工作了得,最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做人厚道,只要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是几十年如一日待遇不变啊。
比如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后来下台后被日本政坛冷落,闷闷不乐的田中来中国散心,中国依然按照外国首相规格接待,我们主要领导人纷纷请田中吃饭聊天,新闻媒体也隆重报道。日本政坛发现下了台的田中在中国还能这么红,又为田中积聚了不少人气。


周总理和田中角荣
最有趣的是基辛格。这哥们因为中美建交出力很大,所以我们很承他的情,让基辛格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周总理和辛基格
每次基辛格来华,中央领导人再忙也会抽空接待。这哥们脑子很灵光,利用这个待遇居然做起了生意。
这个生意就叫“基辛格访华之旅”,只要付给基辛格一笔钱,基辛格到中国就带着他引荐给中央领导。这个“基辛格访华之旅”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欧美跨国公司巨头纷纷慷慨解囊,能有一个私人场合结识中国领导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搞得基辛格只要手头紧就往中国跑,跑一次就是几十万美元的收益,天下哪有比这个更轻松的生意?
我们的中央领导也厚道,明知道基辛格借此敛财,但是考虑到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每次还是出面来接待基辛格,对于基辛格引荐的跨国公司巨头也能以礼相待。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当下,基辛格之旅贯穿了半个世纪,基老收钱收得手软,对于中国人的厚道,基老其实心里也是门清。所以,去年中美爆发贸易战,基老虽然已经96岁的高龄,也挣扎着坐飞机专程跑到中国提醒我们——对美国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下面让大家见识一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作用。
2 低调中国的潜实力
很多人看新闻,总有一种感觉,美国朋友多,中国朋友少,在国际上我们好像总是势单力薄。其实大家不知道,这是兔子故意低调,我兔在国际上苦心统战多年,潜实力深不可测——很多关系只会在关键时刻动用。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案例很多人出来给我抬杠,这里就详细讲一讲。
首先给大家贴一段安理会职责的科普文。


安理会职责
请注意几个关键,1.安理会职责包括向联大提出建议接纳新成员国,终止成员国的权利与开出成员国;2.联大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种建议。
当时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代表中国窃取联合国会员国席位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是台湾蒋介石政权,理论上台湾政权也是五常之一,有一票否决权。
那么,怎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弄进来,再把台湾踢走呢?
理论上这个权利属于安理会,但是安理会上会讨论肯定会被台湾一票否定掉,所以,最后四常就换了一个名义,把中国加入联合国变成“是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的议题——避开了走安理会程序被台湾一票否决掉,让联大来投票决定。其实就是四常默认共同放弃了所有五常的否决权。
1971年9月2日,美国联合日本等一票小兄弟专门向联合国提交了针对中国的《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交给联大投票表决的草案其实就两点内容,1.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2.同时不剥夺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资格。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虽然要将中国拉进联合国五常,但是不愿意剥夺台湾在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本质就是搞两个中国。
中国当然不会同意美国搞“两个中国”,所以让阿尔巴尼亚等十几个国家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提案,与美国提案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提案不仅要恢复中国所有联合国席位,同时也要把台湾踢出联合国。
所以,当时联大的交锋焦点其实就是踢不踢台湾的问题,不管哪个提案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入常(但是任何一个提案不过半数,中国也无法恢复联合国席位)。
最后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理论上联大议案没有法律意义,台湾可以不执行。但是最后又偏偏变成有约束力的决议,蒋介石代表不得不黯然离开联合国。这就是四常合伙欺负台湾,活生生把台湾的一票否决权废掉。
所以,我才在过去的文章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绝对是四常达成默契的,有一个不同意都不行。
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大背景,下面我来讲讲联大的投票。
1971年联合国会员国有131个,过半数就要66票。1970年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就在联大表决过一次,当时只得了51票,71年中国新建交9个国家,满打满算中国最多能有60票,过不了半数。
所以,美国人觉得很有把握让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过不了,基辛格还担心我们有情绪专门跑到北京来安抚,基老对周总理解释: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是不同意从联大驱逐台湾,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被联合国驱逐,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老谋深算的基辛格敢说上述的话,原因是美国提前也做了工作,当时拍着胸口保证要对阿尔巴尼亚议案投反对票的国家已经超过66个。
所以,基辛格私下里信心满满对我们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明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了,你们就能进去了。
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我兔把数十年苦心统战潜伏的力量全拿出来了。
1971年10月25日,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竟然获得了76票赞成!比66票还整整多了10票,比美国事先估计最多会有60票赞同多了16票!反对票竟然只有35票。
当时美国佬都懵了,为什么事先信誓旦旦要投反对票的一大批国家全倒戈了?很多还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以美国关系最铁的欧洲为例,整个欧洲投反对票只有一个马其顿,其余几十个国家不是投赞成票就是弃权票!
70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在国际交往中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利益让这么多国家在关键时刻支持我们——特别是还可能触怒美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神奇的大逆转,只能说明我兔统战工作真的太厉害了!
天下何人不通共!蒋公此言不虚也。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关键棋子平时是不会动用的,只有在关键时刻我兔才会拿出来一锤定音!想想国共战争中我党在国民党军政两线埋下的暗棋,那个不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来一个。
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要单独建群玩啊,所以美国非常忌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各种场合百般阻扰。中美真正的交锋是在亚投行这个焦点上。
2014年,中国宣布成立亚投行,并且广撒英雄帖,动员各国参与。
与此同时美国开动自己的国家机器全力阻扰其他国家参与,那时美国还是奥黑当总统,没有当下川普这样搞的天怒人怨,所以,那时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兔的统战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再现威力。
4月亚投行成立,当时就有27国加入,到了十月,这个数字变成57个国家——其中欧盟28个国家来了一半,G20集团来了14个,金砖五国全部到场。截止到2019年,亚投行成员国已经达到97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超过120个。
联合国一共才196个国家,现在,好像,不加入一带一路反而成了少数派啊!
美国你实力强大又如何?玩谋略搞统战兔子分分钟整得你没脾气。
3 掺沙子的G20
我之前说过,二战之后国际事务主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运行。但是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却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制约。特别是1971年中国恢复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美国佬为了遏制中国与苏联手里的一票否决权,就打起了小算盘。
1975年11月,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成立了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入,形成了G7集团。
这个G7成立之后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相当于搞了一个联合国特别长老会,什么国际大事,首先就是G7内部协商,达成一致后就拿到联合国去通过——而且基本都能过。
虽然中国与苏联理论上有一票否决权,但如果不涉及自身的重大利益,这个一票否决权是不敢轻易动用的,因为一旦动用,就相当于同时得罪了西方一票最发达国家。
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1994年美国就来找中俄商量,要不你们也加入G7把,我们搞一个G7+2,或者直接就是G9,以后国际上的大事都在这里商议。
美国佬的建议其实是挖了一个坑,等着中俄跳进去。
当时中国就一口拒绝了,美国人这点伎俩还能逃过兔子的眼睛?
俄罗斯却屁颠颠的跳进坑里——俄罗斯当时的领导人叶利钦天天酗酒,脑子经常不清醒。
中国不加入G7,不代表中国甘愿自己在国际事务上被边缘化,然后中国就发出呼吁,国际事务不能由发达国家说了算,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参政议政!
中国这么振臂一呼,立刻应者云集。美国没办法,只能同意中国的提议——将G7这个长老会扩大化,1999年,以G7为基础,吸收了13个国家参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搞了一个G20。
这就是中国的智慧,我不参与你的G7,我要绑这13个国家参与,搞一个G20。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呢?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遭遇。
俄罗斯除了G20多参加了一个G7,捞到什么好处吗?屁都没有!不仅如此,俄罗斯参加G7后不久就觉得自己上当了,G7会议上,西方一票国家同气连声,几乎就穿一条裤子,俄罗斯但凡有点不同意见,立马就会被美国组织6个小伙伴搞批斗会,俄罗斯环顾左右,连个帮腔的都没有!
现在俄罗斯才明白中国为什么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加入G7——美国佬搞一个组织客客气气请你去参加——你以为是请你去吃肉啊!最后俄罗斯干脆就退出了G7。
所以中国拉着一大票国家搞了个G20——这是掺沙子;国家数量一多,我兔正好发挥自己搞统战合纵连横的优势。
现在G20已经成为讨论国际事务的主要平台,G7反而被边缘化。
4 天下何人不通共!
最后讲述一段历史,真事。
中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需要一种很关键的设备——静电质子加速器。当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跑到美国希望买到这个设备的零部件,正常渠道是不可能买到的。
关键时刻,赵忠尧得到一位慈祥的美国物理教授的帮助,意外的获得了这些零部件,赵忠尧带回国后组装出中国第一台静电质子加速器,为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还没完,这位教授生了一个儿子与两个女儿,儿子叫J.G。J.G.上学是教授一个兄弟资助的,所以,教授与他兄弟一家人关系特别好,教授兄弟的儿子很崇拜自己这个科学家叔叔,小时候经常跑去叔叔家里玩,思想上受他叔叔很大的影响。
当然直接传承教授优秀品质还是J.G.,他一直与赵忠尧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据赵老师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J.G.还牵线帮助我们401研究所从美国买了一套串列式静电加速器。
大家看了这段历史有何感觉?
我觉得这位教授怎么也算得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吧。
甚至教授一家人堪称满门忠烈啊!
可惜,教授可能这辈子也没有获得这个官方荣誉。
呃,随便说一下,教授那个受他影响很大的侄儿,名叫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当下的美国总统。
这位美国教授名字就John G Trump。


教授照片
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 天下何人不通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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