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朝阳：为什么最短命的秦朝和隋朝却是影响中国古代最久远的朝代？这是巧合吗？

秦朝之亡，是因为搞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搞超级基建，长期赤字。然后国家就是高负债状态，所谓徭役苛政，打击关东贵族文化人，是想让关东贵族和关东黔首分摊成本和债务…贵族和黔首的选择是，不能白干，要瓜分朝廷。但秦地的中枢优势已经确立起来，秦地父老县豪，选择让秦廷破产清算，后来依赖汉王军事集团继续以秦地建国建朝。这就是把债推到一个替死鬼王朝身上，换了一个军政集团，但经济集团没有变。其实天下的地缘秩序还是那套关中本位的秩序。

隋朝之亡，是因为搞了最大程度的社会动员搞超级基建，长期赤字。然后国家就是高负债状态，所谓徭役苛政，打击关陇贵族大门阀，是想让关中贵族和关东农民分摊成本和债务…贵族和农民的选择是，不能白干，要瓜分隋朝。但关中的中枢优势已经确立起来，关中豪族门阀，选择让隋朝破产清算，重新推尊柱国家族李氏继续以关西建国建朝。这就是把债推到一个替死鬼王朝身上，换了一个军政集团，但经济集团没有变。其实天下的地缘秩序还是那套关中本位的秩序。

不是说基建不好，而是说靠不健康的高杠杆率和不良率，也就是靠过度借债来搞超过当代人承受度的“超级”基建，存在当代人可能无法承担的风险。

基建是要透支社会动员力和社会财富的。比如地价推高，可以有大量的财政收入修路修铁修桥，才有社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但是地价能推高，是因为房价跟着高，那些修路修桥修铁的基建资金，主要来源于大众通过实业获取的财富收入，换取了一个到底实用价值是否匹配价格的商品。这实际上就是黄宗羲定律。只是流转性的间接形式的额外费的压力值有没有达到触及民生根本的警戒范围而已。加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可以保底每个人有住的地方，农村这个蓄水池始终没有向交易市场开放。虽然不保证这个住的地方有起码的现代化基础设施配套，而且不保证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会向这里倾斜。

清王朝最后的灭亡其实也类似。辛亥革命是结果，但根源却是保路运动，多少长江沿线省份的民间资本被负债累累，已经没有多少财政余力的清朝公开赖账，于是投资无法收回的南方豪绅恼怒资叛，南方先掀牌桌。北洋这伙儿实际上代表着清政府基本盘的大官僚看到清朝这点本已经经不起耗了，就操作让清朝破产清算，把皇族推出来当替罪羊，北方换个招牌继续营业。清朝修铁路练新军，但在政治上hold不住，恰恰是推进灭亡。所有能够撬动大基建的王朝，无不匹配着高水平的集权能力。但这个集权在东周乱世与魏晋南北朝乱世中，有外部威胁倒逼各阶层为了团结国家而互相让步妥协，自我克制。但大一统之后，外部矛盾没有了，是更需要自制的，如果不自制，就会反噬，就会破产。当然，北洋在大变局时代，没有革新的意愿和能力，仍然是保守势力，就会被革新势力继续革命。新形成的国民政府又趋于保守，就会被新的革新势力继续革命。但这是大破大立的过程，国家已经衰弱混乱到了极点。但新生力量得以在成住坏空中生长，重塑了国家能力。

这个重塑的国家能力，破除了旧思想旧意识的禁锢，与帝制时期不同的是在全球化时代，进行前期的技术性积淀、经验累积和制度磨合，是自己把东周列国与魏晋南北朝两个大乱世的积累期给加速完成了。在历史周期性的冗员冗政重新形成之前，这个国家就拥有轻装上阵的巨大红利期，能够最大程度的如臂使指，政通人和，令行禁止。

当代的GDP这个产值概念，其实主要是区域内经济活动汇总集合性的统计，以它作为考核指标，可以鼓励和刺激经济活动频率的增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基建就是政府拉动投资，打通盘活更大的消费市场，促进生产以增加出口优势。所以这几十年来，一直是拥抱现代化的大基建时代。基建之于促进社会经济的现时效益非常高。但GDP最大的问题是不怎么反映债务状况，因为它只表现生产了多少东西，花了多少钱，至于今天的生产和消费是否是靠借钱，透支明天的钱来进行，它不反映。它只能尽可能靠群体性共识来进行自我克制。但遇上群体性危机时，就容易失去理性。如果操作的隐秘，花明天做今天的成绩，明天的危局让后来人去承担，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发生的。中国当下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但负债的上升，是量变，是温水煮青蛙。对质变，一定是要提防的。毕竟债务可能导致的问题，会超出经济范围。

有人说，这个政权，最拿手的就是利用土地的价值，它起初就是靠这个找到历史钥匙的。这是一种历史经验，甚至会形成路径依赖。如果基建带来的效益跑输了房价的负担，超出了普通人的承受能力…那么，破产也不是不可能的。当所有人都寄希望于国家破产，来确保自己的产权，重回低费率水平，甚至是想同时抹掉巨大的个人债务包袱，把坏账让前朝破产的利益体系消化承担，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危险的。无论它拥有多强力的动员制度。因为届时这个政治承诺的成本会异常低廉。毕竟当大基建带动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时，经济已经不怎么景气时，你的工作与收入岌岌可危时，你的房贷面临断供，个人破产时，有人邀请你一起呼吁让吃人的开发商和不道德的银行一起破产，房子你继续拥有，不用再还贷，而且70年产权变永久，你会作何感想？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制度理念？有时候跨过那条全民的心理认知线，就是一夜之间的质变。但是，PPP中的民间投资方，以及其融资链条上的普通百姓，还要那些没有交房，一旦开发商和银行破产，不仅这些人要反抗，击鼓传花到新的预售群体这里，脆弱的金融链崩溃，这些人也会血本无归，也许没人再管他们付出一生积蓄只换来的烂尾楼…当秩序无法保证所有人时，哪怕只有一少部分人得不到保障，他们就会成为秩序之外的颠覆者。而这一少部可以喝出去的人就会成为撬动历史翻身的杠杆，这已经是屡见不鲜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如果规则可以诱人入圈再规则抵赖，即使占据道德制高点，这种钓鱼政策也会导致国家信用与社会信用的破产。届时，只有拳头和枪杆子可以决定输赢。

秦末战争与楚汉战争的户口损失，远远超过秦国统一战争，超过三分之二。隋末农民起义的户口也损失将近六成。国家破产的结局，并不是大团圆的。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平民，其实是三输，唯一能换来的是下一代人能轻装上阵。在一个不平衡的固化的利益体系中，杠杆太高，高到债务人不可负担时，债务人会极度渴求债务被抹掉，而债权人会反抗，演变为大规模的对立冲突。因为看宏观那是历史洗牌，看微观是多少人的身家性命，毕生荣辱，是多少家庭的支离破碎。债务不会轻轻松松被抹掉，总有一方的结局是放血，甚至两方都被放血。社会秩序崩溃时，债权人和债务人的那点所谓写在自己名下的财产，其实都会失去起码的规则保障。古代近代的旧社会是拿着枪的军阀兵痞直接抢，而现代靠虚拟且良好的国家信用做支撑的纸币时代，掌握着印钞机的人只要开动机器，就可以进行金融劫掠于无形，劫掠的非常人道主义。那种时代，人人都会是输家，除了掌握住社会财富分配链与下沉链最上游端口的极少数寡头。但历史在其一次次当下非理性的博弈困局中，没有人顾得上下一步的结局会怎样，总也没有人相信自己会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