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品出来的核心点只有一个：
基辛格想告诉欧美的精英们，西方民主世界，千万不要在因为疫情冲击，选择趁势退出全球化。
华尔街日报，是一份标准的精英报纸。
这话不是给欧美人民说的，是给欧美精英说的。
新冠的爆发，其实给了欧美一颗“裹着糖果的毒药”。
这颗毒药，就是借着疫情冲击，重整国内的制造业，从全球化的贸易协作模式中抽身。
很多人可能觉得制造业回流对西方是好事。
但有有两个点注定让这个看起来美好的选择，充满了毒药意味。
1.欧美因为高昂的人工，如果想让制造业回流，势必要主动对目前的自由市场贸易及配套的国际汇率模式进行改变，若无“高墙”，比较优势何来?若有高墙，自由市场经济必亡。
2.真正的“无产阶级”，又会在西方大规模出现。
前者破坏的是资本主义的根基：自由市场经济。
即便在殖民帝国时代，坚船利炮满手血腥的西方，终极目的也只有一点：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贸易。
若资本“不扩张”，那主义“怎生存”。一二战本质是资本主义从“扩张”变成“分赃”引起的。“分赃”都能打世界大战，“主动内卷”又会造成什么?
后者原本是资本主义国家打败苏联的根本。
通过“国家，民族”这些天然隔阂，把大量本国的无产阶级转移到资本主义第二梯队国家，以及第三世界。
通过“货币汇率，自由市场，知识产权，金融市场，福利政策”让本国多数劳动者变成“资本附庸阶级”，也就是所谓“中产”。
本国的“无产阶级”都没了，还怎么革资本的命?
而制造业回流，除了名义上得“工人变多了”，还有绝对意义上的“利润/工资变少了”。
真正剧烈的战争，对于资本主义从来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一次世界大战，打出了民族主义国家的崛起。
二次世界大战，打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在欧美登堂入室。
几天前看完这篇文章后，第一个想干的事是重读亨廷顿的著作。
基辛格，布热津斯基，亨廷顿。这三位的著作，特别适合中国人去了解西方精英们是怎么看待世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世界大战美苏争霸的洗练，目光可称之为“独到”。
可惜他们死的死了，老的老了。
资本主义世界的少壮精英们，到底还愿不愿意听“老人言”，实在难测。
假若不听，恐怕吃亏真的在眼前了。
…………………………………………
其实基辛格选择发布在媒体，已经说明了一些问题。
如果掌权的人肯听他的，也就不必利用媒体来唤醒认知。
这老头没必要用好坏来评价，他只是为资本主义的未来操碎了心罢了。
当然，“高墙”筑起，中国一定也会受影响。但是如今的中国，内部需求gdp占比已经到了7成。何况因为体制原因，我们内部的抗压减震能力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要知道即便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亨廷顿曾经预言的“区块化”未来正在逐渐成为现实，也许表现模式与他用“文明”划分略有差异。
但新的世界秩序，的确已经有了一些雏形，新冠只是加速了这个未来罢了。
昨天写了一篇，咱们先说基辛格是干嘛的，说清楚了，你不看那篇文章，都知道他那篇写啥了。
1 基辛格的上位史
基辛格在中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词咱们从小听到大，不过能得到这个称号的人，并不多，一般是那种实实在在给中国带来了好处的人，才会给这个名号。
那问题来了，基辛格干啥了？他配得上这个名声吗？如果要用个中国人做比较，来描述基辛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看张维为。张本人是学者出身，现在也在复旦当教授；他同时对政治非常感兴趣；以前是邓公的翻译，现在也比较活跃。但基辛格在每个层面，都走得比老张远得多。
基辛格是德国犹太人，但德语说得不太好，纳粹上台时他们家跑到了美国。他后来在美国上大学，一直读到哈佛哲学系博士，随后一直在哈佛教书育人。哈佛期间，他淘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只是他自己当时不知道。那时哈佛精英荟萃，大批后来在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哈佛教书，比如著名的布热津斯基（后来这人也干到了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当时他们就在哈佛做同事，平时没事就瞎唠嗑，形成了亲密的革命友谊。
基辛格一辈子消息灵通路子野，跟他到处都有要人朋友有很大关系。基辛格前半生一直忙学术，不过内心一直不宁静，像个公号作者似的，经常写文章讨论时政，并经常上广播，给大家解读新闻。由于对时政有深刻认识，终于被权贵给发掘出来，搭上了纳尔逊·洛克菲勒，这人是我们熟知的那个初代洛克菲勒的第五代孙。这个洛克菲勒五世想竞选州长，然后竞选总统。
这需要一堆出谋划策的人，于是他就把基辛格从大学弄了出来，当他的选举顾问，承诺将来等到他当上总统，基辛格就是总统顾问。但后来在基辛格的不懈努力下，这个洛克菲勒五世最终也没能选上总统，反倒是基辛格自己成功当上总统顾问了。
原来基辛格在当顾问期间太耀眼，在他们圈里的名声已非常大，并且写了几本重量级的书，以至于新当选的总统肯尼迪对他印象非常好，——对，就是那个被爆头的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有个小算盘。他有个言论非常有意思，说美国是“四权分立”。
众所周知，美国是“三权分立”，这“三权”说的是：负责打官司的法院，负责制定法律的国会，还有总统带领的政府，他们仨互不归属地分立着。但在真实运行过程中，政府并不是铁板一块。政府内部往往还有个小圈子，官僚们自己决定哪些命令听总统的；如果总统的命令让他们很反感，他们就阳奉阴违，兢兢业业地把总统的想法搞砸，然后老百姓就会骂总统。
所以肯尼迪私下说，美国是四权分立，司法、立法、总统和官僚。特朗普上台后一直也说这事，说“有刁民要害朕”，说美国有个deep state，不听他话，阳奉阴违不要脸。这种思路其实跟肯尼迪是一脉相承。为了解决这种情况，肯尼迪想了个办法，从大学找了一大堆学者进入政府。这些人没根基，跟官僚不是一伙，唯一能依赖的就是总统，所以对总统忠心耿耿。
如果大家看着眼熟，也正常，我国历史上就这样。皇帝管不住手底下的大臣们，就启用太监，或他老婆家里的人，也就是外戚。在美国，这些学院派的人，跟中国古代的太监其实是一样的。当然了，这个问题其实是通病。
大家记得那个英国神剧《是，大臣》不？里边有句话描述的就是这事，“公务员是在野党”，专门给执政党捣乱的，政治家有什么想法都会被他们给顶回去。
在这个背景下，基辛格和其他一大批哈佛同僚进入肯尼迪政府当顾问。不过肯尼迪只当了一千多天总统就被爆头了。这个过程中，基辛格的工作一直也没啥起色，究其原因，肯尼迪对基辛格的国际战略思想倒是非常看好，但基辛格一直都不是肯尼迪的核心圈。
肯尼迪天天跟他弟弟在一起混，有啥事他俩一起商量，甚至找妓女他俩都找同一个，江湖上传言他俩和玛丽莲·梦露同时有一腿。后来肯尼迪死后，基辛格又跟着继任的约翰逊混，约翰逊对他也没啥好感。这两个总统在位期间，基辛格基本上啥都没干成，真正上位，要到中国人熟知的尼克松。下图就是《阿甘正传》里的约翰逊，现在的那个《纸牌屋》里木下总统原型就是他：
”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987″ data-rawheight=”431″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x.zhimg.com/50/v2-0888eeebbfe22dea320eb978d569bc2b_720w.jpg?source=1940ef5c”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lazy” width=”987″ data-original=”https://pica.zhimg.com/v2-6354afe546f72c55833b1fb9fb0dd8da_r.jpg?source=1940ef5c” data-actualsrc=”https://pic1.zhimg.com/50/v2-6354afe546f72c55833b1fb9fb0dd8da_720w.jpg?source=1940ef5c”>
1968年大选，基辛格回到老东家洛克菲勒五世那里，帮助他竞选总统，对手就是尼克松。据基辛格的传记作家说，基辛格在这次大选中两边下注，一方面帮助洛克菲勒全力去赢，但背地里向尼克松提供了大量他在政府内部打听到的消息，最终哪边上台，他都能赢。
果然，富二代花花公子洛克菲勒没拼过老滑头尼克松。尼克松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基辛格叫去当自己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特别会做人，洛克菲勒这人没心眼，不知道他搞两边下注。基辛格确认要跟着尼克松混，还跑去跟洛克菲勒搞了个君子之约，说好基辛格在政府里对洛克菲勒能帮就帮，而洛克菲勒作为民间大佬，也要给多年兄弟力所能及地支持，双方要面向未来，持续共赢。
然后基辛格就高高兴兴去当他的安全顾问了。这里就有个问题，这个“国家安全顾问”的职位到底是干嘛的？顾名思义，这个职位类似于一个咨询性质的工作，像领导身边的秘书小王，或东北大哥身边的剥蒜小妹。美国建国时，其实没有部长，那些部长都是总统的秘书，所以美国的“国防部长”英文叫“Secretary of defense”（国防秘书），国务卿叫“Secretary of State”（国务秘书）。
但这些秘书官僚化，变得不大听话；总统又得重新雇秘书，最后秘书的权力越来越大。类似我国的“尚书房”，皇帝控制不住三省六部，就给自己书房的人赋权；书房的权力太大后，皇帝继续再找书房，比如明清军机处和内阁，就是皇帝的最新秘书班子，后来又失控了。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职位也一样，本来没啥权力。但尼克松这人非常独断专行，脾气暴躁，又自恋又鄙视一切规则，自己的想法天马行空，但又没有操盘能力，需要有专业人士去替他干活。但他讨厌官僚，不想找官僚，因为他想干的事，官僚们一件都不让他干，或者各种推诿找理由，所以他就要搞小圈子。
”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350″ data-rawheight=”216″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1.zhimg.com/50/v2-f502cfbd8ef8b1ee002ddad829177157_720w.jpg?source=1940ef5c” class=”content_image lazy” width=”350″ data-actualsrc=”https://pic3.zhimg.com/50/v2-ca22363928ac8be721b5034b471d575a_720w.jpg?source=1940ef5c”>
这里大家可能又有疑问，为啥官僚会跟总统过不去呢？这也正常，属于管理学上的痼疾，干活的总鄙视指挥的，并且希望领导按自己这样“专业人士”的意思来，不要乱折腾，最好不折腾，维持现状。
这也是为啥中国文官对我国历史上乱折腾的皇帝没啥好言语，非说雍正是被雷劈了，就是这个原因。雍正在位年头短，却天天折腾大家，所以大家烦透了这个主子，他死后也没少数落他。
尼克松为了打破这种僵局，开始让自己的秘书独揽大权，有啥事不跟国务卿商量，只跟一群顾问们私聊，探讨完后，让秘书们私下去干。秘书把事搞定后，他站出来宣布，官僚想反对，但事情已经搞定了。各种内阁会议都成了过场，非常像现在的川总，川总有啥事就叫上闺女、女婿，还有彭斯、澎湃奥等心腹，他们几个私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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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上位了。在他之前，国家安全助理可有可无，直到基辛格成为新一任的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非常会做人，在白宫非常注意尼克松的感受。
比如尼克松对他们犹太人是非常警惕的，基辛格在监控白宫时，最开始监控的四个人就是犹太人，尼克松一生讨厌犹太人，唯独不防着基辛格。
基辛格经常参加总统的秘密会议，参加完就去搞暗箱操作，时间长了，他成为了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安全事务助理。在他之后，美国安全助理这个职位的存在感整体是下降的，到如今已没人知道谁是美国现任的安全事务助理了，因为川总有啥事只跟外戚们商量，也就是他的女儿女婿，相当于权力继续向内廷集中。
而且基辛格和尼克松之间的关系远远不是上下级那么简单，他俩比较心有灵犀，有点像乾隆和小弟和珅之间的关系。
乾隆爱写弱智的小歪诗，每天写三首，写完还让手底下的人品评。大家由衷地鄙视他的作品，但又不好直说，只能说“好湿，真是好湿”，但又说不清楚哪里好，只有和珅能准确说出乾隆真正心意。基辛格和尼克松就是这样的好基友，经常互相吹捧对方真牛逼，而且能说出具体哪里牛逼，拍马屁的核心就是一定要多一些细节在里面，才能拍爽。
到了1971年，基辛格在白宫变得权力非常大，类似大内总管，是唯一一个能够所有时段随时见到总统的人，也洞悉尼克松所有的想法和恐惧。离开白宫，他能完全代表总统，总统不方便去做的事，都由他来代劳。甚至在中国和周总理那场长达二十多个小时的马拉松谈判，也是他完全独立操刀的，这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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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秘密访华
我们经常听说一个词，叫“基辛格秘密访华”。
这个非常奇怪，到底为啥要秘密呢？正大光明地来，有人会拦着你？
还真有。谁？
国务卿，以及美国几乎所有的文官。1971年尼克松上台时，美国的情况并不好，深陷越战泥潭，全国老百姓都不想打，天天示威游行闹来闹去。电影《阿甘正传》里有讲，那个给阿甘发了个证书的，就是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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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苏联的对抗又不太占上风。不仅不占，资本主义世界那些年点比较背。美国债台高筑，引发整个大西洋两岸发生滞涨，也就是既通货膨胀；又失业率高企，黄金本来就不够，法国人开着军舰从美国往法国拉黄金。不仅如此，美元的地位也岌岌可危，法国戴高乐根本不鸟美国，还跟苏联勾勾搭搭；德国的一块领土不是也在苏联阵营嘛，德国人准备跟苏联处好关系，将来好把那一块要回来。
而且大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到了1971年左右，整个西方国家都准备好要跟中国合作了，加拿大1970年就跳出来承认了北京政府。1971年的一次联合国大会表决中，美国提了一个试图保住台湾在联合国地位的法案，遭到了整个北约盟友的反对。
后来中国加入联合国那次投票，整个北约也都是赞成的，大家已经准备好做买卖了。所以我一直说，利益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在这个背景下，“反G”几十年的尼克松被迫开始重新思考中国的地位。那些年中国尽管点背，不过有些成就还是举世瞩目的，比如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一战成名，美国在战后也不像之前那样轻视这个国家了。
而且在1964年核试验成功，1967年氢弹实验成功，1970年火箭也有了突破性进展后，中国的影响力尽管没法跟美苏相比，但也已经非常非常大了。
再加上当时中苏已决裂，这个背景下，尼克松开始思考中国的地位，觉得如能拉拢中国，就可牵制苏联。他准备重新安排一种新“均势”，说把世界划分为五大力量，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将来这五大力量要保持均势。所以必须得尽快“解冻中美关系”，“减轻美国压力，增加世界平衡”。所以尼克松和基辛格商量。
基辛格一开始觉得匪夷所思，但这个想法本身非常契合基辛格在哲学上的“多极”和“均势”理论，最后一拍即合，准备把中国从苏联那里拉拢出来，搞个新“均势”，这样更稳定，说不定能把棋走活。基辛格在自己的书里写道，“中国拥有巨大的潜力”，“中美和解将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如果我们能掌控这一进程，我们将会掀起一场革命”。
但这个操作太复杂了。如让美国国务卿去谈，这事想都不用想会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外交纠纷。双方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寸步不让，中国要求美国撤出弯弯，美国要求中国赔钱（建国的时候中国没收了一些美国在华企业），中国还抓了几个间谍，美国要求把那几个间谍要回去，双方已就这些问题十年开了140多次会，根本没有一点进展。
自然不能指望接下来这段时间能有进展。而且文官们基本都反华，一方面美国自己搞完麦卡锡主义后统一了思想，同情新中国的外交官全被扫地出门了，比如毛主席的小伙伴谢伟思就被赶出去了，官僚里只剩下了一堆反华的。另一方面蒋委员长花了大价钱，在美国搞“院外游说”，花钱请游说公司煽动美国议员们反华。
这事也做得卓有成效，美国那边谁敢说一句同情新中国的话，立刻会遭到同僚和媒体的暴击。这个背景下，尼克松觉得不能指望国务院的官僚们，应该想想别的途径，比如派个总统特使过去，直接跟中国上层单聊，聊成后直接宣布结果，生米煮成熟饭。基辛格偷摸一顿秘密渠道外交，完全跳过了美国负责外交的国务院，自己作为一个秘书去操办这么大的事。
先在巴黎找了个秘密途径，聊好时间地点；然后基辛格先装模作样要去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偷摸上飞机飞往中国。
等他上飞机后，尼克松才装作突然接到消息的样子去找国务卿，说有个事忘了跟你说了，基辛格在巴基突然接到中国邀请，所以他直接去中国了；你也别往心里去，不是故意要跳过你们。国务卿又不是傻子，一想这特么不是故意搞我呢么（这不就跟说克林顿不是故意给希拉里戴绿帽子似的），没过多久直接辞职了。
基辛格到了中国整体谈得非常顺利，因为中国也希望拉一个强援来摆脱1971年那会儿的困境，美国自己上门了，没道理不抓住；而且毛主席当时有如日中天的威望，这件事也就作为国策定了下来。如果当时他在世的时候没有破冰，他去世后的难度会大到离谱，没人有那么大的威望能压服官僚们。就这样，中美破冰，慢慢走上了正常化路线。
不过尼克松千算万算，没想到他开创了一段历史，自己却没走完，因为很快，“水门事件”暴露，他在大选中舞弊被抓了现行。一开始还好，后面越来越失控，到最后局面彻底崩溃，他自己也被迫辞职，让副总统接位。他俩做了个交易，副总统一上台立刻赦免了他，避免了美国变韩国。
尼克松倒台后，基辛格继续当国务卿，不过他权力已过大，这也成了各方共识。我在前文也讲过，他们这些文人和我国古代的外戚宦官一样，权力来自于皇权和总统；总统换人了，他们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新总统和基辛格之间又缺乏他和尼克松之间的那种深刻的信任关系，没过多久他就被赶出了白宫，他的老友布热津斯基进入白宫接替他的位置。
3 大隐于江湖
基辛格后来常说一件事。他说美国历史上最关键有四个时刻：独立战争，内战，珍珠港和中美建交。他这么说，有部分原因是中美建交主要是他一手促成的。
不过有一点在业界是达成了共识，中国的转向，对世界后来走向有决定性的影响，也对苏联后来的崩溃至关重要。因为苏联不仅失去了最大盟友，还多了一个恐怖对手，尤其这个对手慢慢开始楔入到西方贸易体系后，变得日益强大。苏联之后在各方面左支右绌，越来越有心无力。
至于苏联解体，我们现在觉得理所当然，其实回到1990年，没人知道它要崩溃了。当时的情况和现在的美国差不多，苏联也欠了一屁股债，打仗打得债台高筑；油价太低又引发了一堆麻烦，国家头目脑子也都明显有问题，搞得众叛亲离。
不过当时敢说苏联要解体，就跟你现在说美国要解体一样需要勇气和想象力。当时只有极少数脑子不太正常的人说苏联要解体，正如现在只有白云先生敢这么说一样，大家都觉得他们太极端。基辛格被赶出白宫后，权力没了，但影响力却一直都在。
这个解释起来比较费劲，大家记得那个“大师王林”不？一个玩变蛇的神棍，竟然有一堆明星干女儿，跟各种大佬都关系匪浅。不少人了解了这事后恍然大悟，原来明星大佬这么爱看蛇。当然不是啊，他们脑子又没被驴踢，怎么会同时那么喜欢看蛇呢？
这就叫事出反常必有妖，那个“妖”就是“关系”。任何群体里，都有那么几个人处在枢纽位置，通过他，你能联系的上任何人。这种类似Wi-Fi热点的人，往往天生具有天大的影响力，他背后的每个大佬们都投射了一部分影响力在他身上。你觉得他无所不能，你自然愿意多帮他忙，将来好让他帮你忙，这样你的能力就成了他的能力。
几千个非常有权势的人愿意帮他忙，换取将来他帮自己的忙，这种模式会让他变得权势大到极点。权力就是共识，这句话大家一定要反复理解下。成熟型社会里，这种人非常多，大家熟知的刚死了的那个参议院大佬麦凯恩，现在的那个佩洛西，都是这种人。
流水的总统，铁打的元老院，一直在那里待着，影响力并不比总统差。再比如去年《碟中谍》里的白玫瑰，都是这种掮客型热点人物。
高盛那个总裁，后来干到美国财政部部长的保尔森，他在自己的书里也说，他们高盛到某个国家投资，一定要找到那个能对目标国知根知底的人，这样他们就能知道到底和谁聊才有用，避免两眼一抹黑。事实上保尔森自己也是这么个人，布什让他当财政部长，就是看上了他在华尔街的关系。
基辛格就是这样，从哈佛教授，再到洛克菲勒财团顾问，随后进入白宫，成为白宫最有权势的人，最终以一人之力，链接起了两个超级强权。后来在当国务卿时，又和沙特王室成功链接，奠定了“石油-美元”的霸权地位。
” data-caption=”” data-size=”normal” data-rawwidth=”400″ data-rawheight=”270″ data-default-watermark-src=”https://pic2.zhimg.com/50/v2-dc5898ef8a8236502b6873ed49fd17d3_720w.jpg?source=1940ef5c” class=”content_image lazy” width=”400″ data-actualsrc=”https://pica.zhimg.com/50/v2-e28b15ce9bf0ef1611eb78b7f4c12a71_720w.jpg?source=1940ef5c”>
到此为止，他的权势已超过了国务卿本身。在他离开白宫后，这种权势一直跟随他，一直持续到现在。大家其实看新闻也能感觉得到，美国那边但凡有大型会议，一般都会叫上他。我国大佬去美国谈判，也会先去见他，因为他不仅有影响力，还有各种小道消息。
整体而言，过去半个世纪里，基辛格确实帮了中国不少忙，也一直在为中国的事奔走。不过这种努力，反过来也是对他的一种“赋能”，他成了整个西方最了解中国，也是最能在中国搭得上线的人。他的影响力和权力都来源于此。
4 尾声
基辛格在美国的名声最近非常差，跟我们上一篇说的比尔盖茨似的，这段时间再推特上他俩尽挨骂了，他俩都鼓吹全球化，希望政府尽快搞疫苗，而且反对甩锅。这几件事美国老百姓都非常反感。
跟比尔盖茨相比，大家对基辛格有种独特的讨厌，因为不少美国人认为，他和尼克松应该对中国的崛起负责，当初他敲开了中国的国门，把中国带进西方贸易体系，这些年一直在保护中国，让中国不知不觉中变那么大，所以老头在美国基本是公敌。
此外他更招美国人烦的地方在于他一直提倡全球化，而我们前文讲过，全球化当中美国肯定是受益的，只是收益很不均匀，蛋糕的大头被资本家给切了，普通老百姓有点倒退。美国基层老百姓提起“全球化”就发火，“全球化”就等价于“失业化”。
老头最近的那篇文章也在说“全球化”这事，通篇就是一句话“不能逆全球化啊，乡亲们，以美国的现状，逆全球化就是死路一条”，“自由贸易是帝国根基，不能动啊不能动”。
“帝国就是信仰”，西罗马已经灭亡了一千五百年，但是“精罗”依旧在。大唐也已经陨落上千年，但是永远活在一部分人心里。只要帝国的火炬高举，自然有人上贡。美国的灯塔地位不能塌，形象不能倒，倒了美元就成废纸了，美国也要变巴西了。想做千年帝国收铸币税就得要点脸，这也是基辛格所有哲学的根基。
不过他是哲学家，这类问题精英们都不一定能搞懂，更别说老百姓了。所以他已经被班农他们一伙给批臭了，原因嘛，你都成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了，你说你为美国人着想，谁信？
不过客观地讲，基辛格确实是把美国放在第一位的，只是在服务美国的过程中帮到了中国，也成就了他自己。
他和比尔·盖茨一样，人民配不上他们。
在担心两件事，这两件事很清楚地写在文章里，但需要你把一些意识形态要素去掉才能凸显出来。虽然他的确谈到了意识形态问题，但对我们来说，作为与之意识形态有别的人，我们要想直观理解他在说什么就必须在现实世界中找到对应物，而不是在意识形态中找对应物。
1. 无国界的政治动荡有可能出现
2. 现代性有可能解体
老爷子提到1944的气氛一定是在隐寓冷战么？未必。老爷子会吹嘘自己在20岁的年纪就已经能预计到接下来的冷战和意识形态对抗了？这也有点过头了。我觉得咱得站在一个西方人的历史视角，去理解二战的欧洲战场为一个西方人带来的最直接的政治震荡到底是啥。
是丧失对现代性的信心。
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纳粹德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纵容德国的英法也是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纳粹国家的公共行政权力以为本国人民提供各种“基本所需”为借口无限扩张，最终表现为对他国的残酷征服战争。
在这样的政治冲击下，人们会想：也许所有的现代国家本就不具有正当性。“启蒙思想家们所认为的那种正当国家”，“那种为人民提供安全、秩序、繁荣、公正等基本所需”的国家，压根就不存在，或者说，即便存在，其在本质上也是邪恶的。政治家们面对的是一种对于人类命运的失望，对现代国家中的公共部门的失望。然而现代化社会中个体根本无法单凭自己确保其各种基本所需，当人们不再信任现代国家，又无法依靠自己一个人去实践现代性，人们就会去质疑现代性本身，质疑整个西方近代发展的历史。
这是整个现代文明的危机，不单是一个国家一个意识形态的危机。正因为这种危机是针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所以才有这样的描述：“能感觉到一种未成形的危险，不盯着任何具体的人，而是随意打击并毁灭。”
这句话什么意思？意思是有一股政治涌动，不针对任何国家、民族、宗教、意识形态，而是随意地打击整个文明。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国家政权拿不出一个方案来说服自己的国民，让国民们相信国家存在的合法性，现代文明就会解体，荒诞感和虚无主义就会主宰每一个人。至于这是否会导致新冷战？我不认为这是基辛格担心的真正问题。基辛格担心的是“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倒退，倒退回 walled city 的时代。walled city 是对前现代或者现代化初期文明形态的一种指称，隐喻的是现代性的解体，而非仅仅是“自由民主”的解体。只不过在他的意识形态里，现代性与自由民主绑定得比较紧罢了。
冷战时期，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各拿出了一套自洽的对于现代化历史的理论解释，把现代国家的一连串危机和战争疮痍都用其理论阐述了一遍，也给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效的。然而，现在的美国，丝毫没有能拿出马歇尔计划和自由世界联合口号的迹象，且自身正面临严重的内部撕裂，与二战后的形势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同时，苏联的历史教训也让人们一时无法相信那个看上去与当年美国所处形势颇有相似之处的东方大国。如果美国不能担起其应有的责任，任这种情况持续到年底，人们对现代生活的信心就会彻底瓦解。一切维持现代秩序的机构的正当性都会面临质疑甚至否定。这是我对“有可能波及几代人的政治变革”的理解。
其实英美已经有这个苗头了，认为Fauci博士和比尔盖茨在有计划清洗人类的阴谋论，以及对现代通讯设备的恐慌，都是这种现代性信念开始解体的一种表现。
你们要知道，自从维多利亚时代以来，英语文化圈里对于现代性末日的想象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次疫情正在逐步印证那些关于现代性末日的想象。作为几乎只见识过现代化的“正能量”一面的中国人，我们可能很难对这种情绪有真正的共情。它会催生跨国界的、无差别的、混沌的的政治动荡，甚至让类似于奥姆真理教那样的东西掌握部分社会组织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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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全文地址: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oronavirus-pandemic-will-forever-alter-the-world-order-11585953005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Will Forever Alter the World Order
Posted on April 3, 2020
By Henry A. Kissinger
The surreal atmosphere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calls to mind how I felt as a young man in the 84th Infantry Division during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Now, as in late 1944, there is a sense of inchoate danger, aimed not at any particular person, but striking randomly and with devastation. But there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that faraway time and ours. American endurance then was fortified by an ultimate national purpose. Now, in a divided country, efficient and farsighted governmen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obstacles unprecedented in magnitude and global scope. Sustaining the public trust is crucial to social solidarity, to the relation of societies with each other, and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Nations cohere and flourish on the belief that their institutions can foresee calamity, arrest its impact and restore stability. When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over, many countries’ institutions will be perceived as having failed. Whether this judgment is objectively fair is irrelevant. The reality is the world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fter the coronavirus. To argue now about the past only makes it harder to do what has to be done.
The coronavirus has struck with unprecedented scale and ferocity. Its spread is exponential: U.S. cases are doubling every fifth day. At this writing, there is no cure. Medical supplies are insufficient to cope with the widening waves of cases. Intensive-care units are on the verge, and beyond, of being overwhelmed. Testing is inadequate to the task of identifying the extent of infection, much less reversing its spread. A successful vaccine could be 12 to 18 months away.
The U.S. administration has done a solid job in avoiding immediate catastrophe. The ultimate test will be whether the virus’s spread can be arrested and then reversed in a manner and at a scale that maintains public confidence in Americans’ ability to govern themselves. The crisis effort, however vast and necessary, must not crowd out the urgent task of launching a parallel enterprise for the transition to the post-coronavirus order.
Leaders are dealing with the crisis on a largely national basis, but the virus’s society-dissolving effects do not recognize borders. While the assault on human health will—hopefully—be temporary,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upheaval it has unleashed could last for generations. No country, not even the U.S., can in a purely national effort overcome the virus. Addressing the necessities of the moment must ultimately be coupled with a global collaborative vision and program. If we cannot do both in tandem, we will face the worst of each.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shall Plan and the Manhattan Project, the U.S. is obliged to undertake a major effort in three domains. First, shore up global resilience to infectious disease. Triumphs of medical science like the polio vaccine and the eradication of smallpox, or the emerging statistical-technical marvel of medical diagnosis throug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lulled us into a dangerous complacency. We need to develop new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for infection control and commensurate vaccines across large populations. Cities, states and regions must consistently prepare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from pandemics through stockpiling, cooperative planning and exploration at the frontiers of science.
Second, strive to heal the wounds to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leaders have learned important lessons from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 current economic crisis is more complex: The contraction unleashed by the coronavirus is, in its speed and global scale, unlike anything ever known in history. And necessary public-health measures such as social distancing and closing schools and businesses are contributing to the economic pain. Programs should also seek to ameliorate the effects of impending chaos on the world’s most vulnerable populations.
Third, safeguard the principles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 The founding legend of modern government is a walled city protected by powerful rulers, sometimes despotic, other times benevolent, yet always strong enough to protect the people from an external enemy. Enlightenment thinkers reframed this concept, arguing that the purpose of the legitimate state is to provide for the fundamental needs of the people: security, order, economic well-being, and justice. Individuals cannot secure these things on their own. The pandemic has prompted an anachronism, a revival of the walled city in an age when prosperity depends on global trade and movement of people.
The world’s democracies need to defend and sustain their Enlightenment values. A global retreat from balancing power with legitimacy will cause the social contract to disintegrate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Yet this millennial issue of legitimacy and power cannot be settled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effort to overcome the Covid-19 plague. Restraint is necessary on all sides—in both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Priorities must be established.
We went on from the Battle of the Bulge into a world of growing prosperity and enhanced human dignity. Now, we live an epochal period. The historic challenge for leaders is to manage the crisis while building the future. Failure could set the world on fire.
Mr. Kissinger served a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in the Nixon and Ford administrations.
很多人习惯于把基老当成“国际友人”，这个态度是有很大问题的，基老不是什么国际友人，现在的中国也不是以前那样渴望得到“国际友人”善待的时代。至少在中国的精英阶层中，应该建立一定程度的自信了，我们没那么需要“国际友人”。实际上基老本人是站在美国利益的基础上思考问题的，他做出的任何努力，即使对于中国、对于世界有好处有帮助，也仅仅是满足美国利益的过程中的附带好处、帮助。
基老话里有话，有好几层。
第一层意思：国际社会不应该四分五裂；
第二层意思：国际社会不分裂的前提条件是存在一个在疫情期间以及以后依旧能够顺畅运行的国际协调机制；
第三层意思：这个协调机制应该是美国领导的，以五常为核心的，全世界广泛参与的机制。
这就是为什么基老的讲话显得老套无聊的原因：这是一个97岁的老人在念叨“the good old days”。过去的好时光再好，那也是过去的好时光，人在耄耋期颐之年当然会怀念过去的好时光，对于本人这无可厚非，对于他们这值得尊重，然而对于世界，这不是个好答案。
世界已经走到了重新“多极化”的前夜。
基老本人提出的三大努力，实际上一个都实现不了，也根本不是美国应该努力的方向。这只是基老自己的一厢情愿，是来自于他自己国际政治事业的固有主张，产生的某种独属于97岁老人的眷恋。是一种情绪化的表达，而不是什么现实的解决方案。
增强全球对于传染性疾病的适应能力——美国恰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里，最不适应传染性疾病的。他本身的体制，基于资本运作组织起来的社会，在疫情面前脆弱无比。谎话连篇愚昧颟顸语无伦次争论不休的政客们、麻木愚蠢一盘散沙自由散漫闭目塞听的民众们、反应迟钝效率低下各自为政没有话语权的医学界，共同造就了感染人数遥遥领先的“美国第一”。
要努力治愈经济受到的创伤——美国早已不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而已经成了世界经济的毒瘤。从美国正式开启了“金融收割”的盈利模式，美国就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促动者，而成了全世界的吸血者，起着阻碍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这种吸血模式在太平日子里还无伤大雅，一旦世界经济遭到这次疫情这样的打击，谁还心甘情愿给你吸血呢？
要维护当前自由流动的世界秩序——自从特朗普上台以来，人们越来越认清楚一个问题：美国许可的自由流动才叫自由流动。思科、摩托罗拉流动到中国，赚走超额利润，这叫“自由流动”。华为、中兴流动到美国，赚走合理利润，这就不叫“自由流动”了。当然这种做法显然不是第一次，日本人对此有深刻体会。那么这种只允许美国赚钱、不允许别人赚钱的“自由流动”，怎么可能是真正的“自由流动”呢？只不过川建国这个耿直boy把它放到了前台，让全世界人都更清楚了而已。
到此为止，逻辑链条就非常清晰了：
美国缺乏继续充当“领导者”的能力——五常以及其它有地区性实力的国家不会甘心继续受美国的役使——传统世界秩序即使还没有崩溃，运行起来也越来越艰难了。
因此，基老的言论，除了标题正确，其它都不过是他自己一厢情愿的美好回忆而已。
作为一个97岁的老人，能够敏锐的意识到世界秩序正在改变，也是难能可贵的，可惜的是基老作为一个曾经的世界秩序塑造者，已经没有了理顺逻辑关系、理清世界未来趋势的脑力了。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基老可能听过这句话，却不一定理解的那么深。
1、世界秩序面临一段时间的混乱与崩溃，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疫情过后，世界秩序不混乱才是怪事情。我们看到今天的现实是，疫情都还没有彻底爆发，世界秩序就已经一塌糊涂。等疫情结束了，真正的崩溃才会到来。
现有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模式，站在基老自己的角度看，可以理性认识，却缺乏感性认识。他很难认识到受领导的国家政府、人民的不满，实际上这个世界秩序属于一种不公平的强盗模式，跟16世纪加勒比海盗们的秩序没什么区别。那时候海盗船的船长也是“民主”、“公平”、“公道”的，但是显然船员们在船长稍不留神的情况下，也会毫不犹豫的一刀捅死船长。
更要命的是，现在海盗船的“大副”，干活比船长多、威信也逐渐赶上船长、实际效忠他的船员也越来越多，却依旧只能分到普通船员的分成，他会心甘情愿吗？
现在船长自己生病了躺在船长室里，剥夺其他船员的医疗物资，“captain first”。不公平愈演愈烈，不满情绪、不安情绪都在迅速的酝酿、发酵。
一场叛乱在所难免。
2、新的世界秩序还遥遥无期
最近知乎上很多人喜欢嚷嚷一个口号，入关。看到这篇文章的人，很多还是没有任何实务经验的大学生，没有真的跑去做工、务农、经商、当兵，热衷于嚷嚷某个口号、某种“梗”，无可厚非，非常正常。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缺乏实务经验，当然就不会认识到，做到一个目标需要具体走什么样的步骤，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要干些什么事情。那么一个极具吸引力的口号提出来，喊几嗓子过过瘾就成了更容易的选择。
然而仅限于此。
如果你问他，“那么具体怎么去入关呢？”所有人立刻就哑口无言了，有个别比较杠的会开始胡说八道，不过你也知道，他说的步骤、方法根本不可能执行。
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代替美国的领导地位还遥遥无期。
第一，中国不是要代替美国在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旧的世界秩序不改变，中国永远不能站上领导者的地位，这是“入关”说最大的硬伤。美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模式，基础是两点：美军、美元。那么是不是美军换成解放军，美元换成人民币，就成了中国领导下的多国合作模式呢？
不可能。
美军换成解放军、美元换成人民币，秩序就依然是那个秩序，旧秩序的矛盾就没有得到任何解决。世界陷入的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循环，而且我敢保证，这个周期会大大缩短，任何一个“王者”站在台上的时间都会非常短暂。
这就是所谓的“大明”、“建州”梗的硬伤，我们中国要取得领导地位，不是简单的朝代更替，也不是打跑了朱家皇帝，自己当爱新觉罗家皇帝，这样不成的。
第二，中国自己的世界秩序还有很长路要走。如前所述，中国只有在自己的一套世界秩序中才能成为王者，否则很快又会被别的王者赶下台。
然而这一套世界秩序，现在只能说“初具雏形”。
一个世界秩序必然由浅到深的包含三个层次的东西：
首先是经济模式，这方面刚刚有了一个初步的样子，即是建立中国自己的世界经济秩序，立足于合作发展、互利共赢的经济秩序。然而这种秩序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体现就是还必须要有一个“外部威胁”，比较才有优势，而不具备天然优势。比如中国在非洲的投资，现在还仅仅是比西方掠夺模式更优秀，那么西方消失了呢？能不能真正让非洲发展起来，非洲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乃至于推广到全球？或者说，让西方人自己都认同这一套经济模式？这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然后是安全模式，能不能为这样的经济模式提供安全保障？目前看来，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解放军对此提供的解决方案还在襁褓之中，更不能让外国人信服。
最后是意识形态，信仰是解决一切问题、化解一切矛盾的最根本的东西，很遗憾，这方面的差距是最大的。意识形态决定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决定经济模式，经济模式决定军事力量在国际秩序中的使用。能不能提出一整套具有号召力的意识形态？
世界秩序的中国解决方案还差得远。
但是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这个信心就是“四个自信”，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四方面都要有自信。自信不是狂妄自大、不知深浅，不是嚷嚷“入关”的口号，玩儿梗。在明晰了具体入关的步骤方法之后，才能建立真正的信心。
第一步你要自己先成功。首先你自己的理论、道路、制度、文化，在你自己的国家要取得成功，让你自己国家的人过得好，能够应对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种挑战。这一步咱们已经部分做到了，除了文化还没有取得压倒性的优势，别的方面已经有了很多成功先例。
第二步你要让别人羡慕。在你取得成功的基础上，让别人羡慕你，赞赏你，从内心里想要学习借鉴你。这才有了建立一套世界秩序的广泛的心理动机。
第三步你要让别人执行。即使有了心理动机，依旧会存在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会拼命地、不理智的维护旧有秩序。这些阻力都需要你去一一摧毁，最终才能建立你的秩序。恩格斯说，“旧的制度不会被装在棺材里埋掉，而是留在我们中间烂掉，继续毒害我们。”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还在第一步，第二步仅仅是有了点先声，不要急着嚷嚷“入关”，哪怕美国真的因为这次疫情倒下，真的成了“北美独立国家联合体”，你也一样入不了这个关。
关里不光有大明，还有李闯，还有张献忠。
乱用比喻、比拟的时候一定要十分小心，尤其是在国际战略上。大明垮了你急不可待的冲进去，被李闯一顿暴打赶出去怎么办？你以为大明垮了急不可待的冲进去，被大明一顿暴打赶出去怎么办？大明垮了你急不可待的冲进去，民不聊生四分五裂自己不好意思滚回去了怎么办？
基辛格是个97岁的老人，他还保持着敏锐性，值得我们叹为观止，也值得尊重。
然而我们的年轻人，不光要有敏锐性，还需要务实！大趋势要看得到，方法步骤也要略知一二。世界秩序的空窗期肯定会有，最终胜利者也肯定是中国，王座就属于你，它跑不掉。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度过空窗期，最终怎么坐上王座？
这不是空喊口号能够解决的问题。
这也不是与我们无关的问题，无论你务工、务农、经商、当兵、从政，你都不得不去了解学习这个大趋势，去研究方法步骤，从而调整自己的行为，避免损失、获得利益。
当你开始走出学校，挣钱吃饭的时候，这一切就会跟你紧密相连。这种时候喊口号玩儿梗是不解决问题的，你真的得去看清形势、做出调整、制订策略，明明白白活着。
光喊口号的人就是在沽名钓誉，对的，说的就是你，
。我批评你，是因为不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沉迷于口号与互联网梗，而是开始真正思考问题。一个概念传播开来是容易的，后果却很难预料和把控。罗伯斯庇尔殷鉴不远。
把一个严肃的问题，儿戏化、低龄化，并不是谋国之策，后果很难预料。
当你创造出来的互联网梗被人到处刷的时候，这种荣耀感的确容易让人沉迷，然而你自己应该保持一点清醒。我们还在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一股莫名其妙冒进的情绪，随着玩儿梗和喊口号，在蔓延，在鼓噪，这是极其危险的。
大乱意味着大治，然而从大乱到大治，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基辛格估计是看不到大治的那一天了，然而我们，看到这篇文章的大部分人都能看到那一天。的确，我们就是时代的造就者，我们就是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就是未来的开拓者！
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加速崩塌，这是一个趋势；
中国建立的国内秩序在这次疫情冲击之下，证明了自己，吸引了别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这也是一个趋势；
这两个趋势，意识到的人越来越多。然而两个趋势的结合，美国崩塌、中国推广开自己的模式，中间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还有无数的矛盾要克服，却没几个人去思考。
连基辛格都没有去思考，但是他毕竟是97岁的老人了。
但是我们的年轻人必须要去思考。
基辛格的时代过去了，我们的时代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