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何种分配方式，主要的侧重点就是两个——人的需求与物的产出。
原始社会下，整个社会层面基本没有剩余产出。个人层面上可能会有——每个人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多余的供养给自家的老人和小孩，如果没有多余那么抛弃没有生产能力的个体是家常便饭。这时，分配方式完全是倾向于产出侧的——采到啥吃啥，捕到啥吃啥。人的需求被完全忽视，基本不在分配的考虑范围内。
到了奴隶制社会，社会层面上有了剩余产出，因此理论上除了可以供给给劳动者足够的产品之外，还可以供养一部分不需劳动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一部分人在诸如部落冲突等情况下胜利，获得了支配另一部分人的权力，那么这部分人天然地获得了不需劳动的权力，演化之下形成了奴隶主和奴隶两大阶级。奴隶的需求仍同旧时代一样，完全被压制，仅分配给其足以继续进行生产的产品；而奴隶主则从物质生产中解放出来，可以以自己的需求为优先考虑对象，分配自己所需的产品。
封建社会下，作为被剥削阶级的农民，不再像奴隶一样完全失去了人格尊严，而开始可以考虑自己的需求，如果交够了租子仍有剩余，自己也有支配自己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但是相比地主阶级而言，农民仍过多地需要以物的产出来进行分配上的考量，甚至当遇到严重灾害的时候，农民是完全没有抵御能力的。
资本主义社会下，被剥削阶级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然而事实上，除了废除了明面上的权力世袭制，建立了程序性的人人平等之外，无产阶级并没有在物质层面上获得更多的解放。大部分人的收入仅仅够满足温饱和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这在本质上依旧只是以物的产出为主的分配方法。无产阶级的个人需求完全受到了产出侧的限制，而占少数的资产阶级则享受着以个人需求为核心的分配。
社会在一步步地发展，而在生产力的明线之下，则是个人需求逐步得到解放的暗线。当物质生产一步步地丰富起来之后，被压迫阶级的需求也一步步得到着解放。到了不远的未来，基础生活用品基本上可以得到按需满足，而更高级的需求则是个性化的而非消费主义的：个性化代表着自由和创造，以及人性的解放，而消费主义则将金钱和财富作为唯一量化人的标准，是压迫自由与创造性的，压迫人性的。
按需分配的社会下，一个人吃鲍鱼海参只是因为喜欢吃，而不会是因为炫耀自己在XX大饭店吃了几万的大餐以彰显什么“身份”；一个人买一条裙子会自己设计或者与设计师商讨设计方案，因为穿一条符合自己独一无二个性的裙子是每个人的“标配”，买某种所谓“名牌”“高端”的奢侈品完全没有意义，并且那种“著名设计师”也不再会有，一来没有公司去包装，二来每个人都可以做设计师，只要他想并且肯花时间学习；一个人的住所只会考虑舒适和便利，而不会去刻意追求华丽与雄伟，因为那样的院子住着实际上并不方便，玩过战略游戏的人都知道过度占领地盘不如精铺一个地区来得实在，住房子其实也同理，太小肯定不行，但是太大了并没有意义，除非有巨物癖，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总而言之，当每个人真实地开始以自己内心的需求自身的个性为核心，而不是首先看自己能买到什么不能买到什么（甚至进而对买不到的东西产生某种畸形的“向往”），来享受生活时，旧世界给人们带上的那些“枷锁”，比如“欲望无限资源有限”，“人性是贪婪的”，“每个人都想活得比别人好”，看起来其实是很可笑的——它们只是纸糊的而已。
没有人天生就想活得比别人好，人们只想不虚度这一生。只不过当“不虚度”的标准变成“挣更多的钱”时，人就被异化了。
真正的按需分配，不会是天堂式的“要什么有什么”（当然基础生活用品是极大丰富的并且可以实现字面意义按需分配的，可以想象一下假如是一个淘宝里的日常生活用品都不要钱了的社会，是如何运行的），而是脚踏实地的“自我价值与个性需求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提出这一概念的时候，当时社会绝大多数人都是完全赤贫的，他们的所谓“需求”更多的是基础生活用品；但是现在，要是以当下人们的所谓“需求”来解读这一词语，自然是不合适的，特别是当这样的“需求”不再是人本身生存的需求时。
要实现按需分配，首要的是实现基础生活成本的降低（或者更贴近现实一些的表述——收入增长快过物价上涨，毕竟当下是信用货币的时代），让人们有更多的精力与财富去实现自己的真实需求；其次是进一步推进全民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普及高等教育，增加教育资源，让人们的未来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再次是引导社会舆论并改变社会风气，逐步改变以物质财富为核心的社会评价方式，转而走向多元化、个性化的评价方式，实现社会组织架构的扁平化，鼓励以兴趣为核心的自我价值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