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文献，《美国工程师的心态》、《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对学科规训的突围》、《工程教育学术化过程研究》、《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研究》、《英国高等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地位和资源优势的集聚_法国精英的个人发展路径研究》、《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历史演变_以中国为例》、《应用技术大学发展_挑战_机遇与对策》等等。
其实，美国早就是这样了，《美国工程师的心态》，1990年。
《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历史演变_以中国为例》，作者认为，古代技术主体处于社会角色的边缘化地位 ，作者以中国为例，进行了说明。
在中国古代的整个知识系统中，人文知识历来占据整个知识体系的中心，被尊为“道”；而科技知识则处于知识系统的边缘，被贬为“术”。
相应地，在知识分子的结构中，人文知识分子则作为“士”的同义词居士、农、工、商“四民”之首，几乎独霸了知识精英的宝座，并作为政治精英的“后备军”而贴近政治权力中心。
相比之下，科技知识分子则大多作为手艺工人而远离政治权力中心。与人文知识分子相比，他们在中国传统政治结构中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以至于“士大夫”作为知识分子阶层的符号，完全是人文知识分子的专利。
这种状况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以及政权的合法化机制、社会行为的规范化机制所决定的。从经济结构看，传统中国社会以农业为本。
“士农工商结构根植于深厚的封建农业经济之中，它表现为强烈的‘农本’特征。以农业为本是封建统治者维护这一结构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至少在汉代就已经定型化，‘农者，天下之本也。’由此产生的‘本末’观念和‘重义轻利’意识，便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从文化政治结构看，中国政治以官为本，中国文化以伦理为本位，而这二者又互相支持。统治者“以德治天下”，伦理合法性是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
统治阶级以所谓“礼”、“仪”、“德”、“孝”治天下，社会的各个阶层也以礼仪规范人际关系及日常生活。
这一方面使得人文知识的主干——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礼仪心性之学，位居整个知识系统的核心；另一方面则导致科技知识无法转化为权力，科技知识分子也只能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
但由此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使得中国传统的人文知识与政治权力处于及其紧密的关系之中，甚至异化为赤裸裸的政治权力，它既为政权提供合法化的依据，又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发挥其规范的作用。
近现代时期，《工程师群体的地位获得问题研究》、《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对学科规训的突围》、《工程教育学术化过程研究》等等博士学位文献说明工程的地位远低于科学，甚至是“仍将工程列为科学的‘婢女’的从属地位，并由此认为工程学科是相较于科学学科的次等学科，而不断地强化了工程教育被科学教育所规训的合理性。”因此，无论中外，工程师的社会地位、教育地位、职业地位是远低于职业的。电视片《大国工匠》也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最近四、五年，这种现象反而愈演愈烈。无论是高校、还是企业都是这样。在高校中，国自科、国社科的项目地位都远远高于企业横向项目。事实上，这种现象也曾经在美国发生过，在美苏冷战时期，美国大学根本就看不上企业项目，因为美国政府提供了大把的项目。所以，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突然发现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工程师，产品无法与日本等国家竞争，因而MIT等高校提出工程教育改革。但是，工程教育改革绝非一蹴而就，很难一下子就看到成效，技术好的人根本不会投身到工程教育中，在官僚主义、学阀学霸和金融资本的多重作用下，美国兴起一股互联网教育的歪风。
中国现在只不过是在重复这个而已。
推荐大家看一看这篇文献，《地位和资源优势的集聚_法国精英的个人发展路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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