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说：“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三国》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有普通的，所谓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吴用、公孙胜、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大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阶级都要有为他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诸葛亮、刘伯温、《水浒传》上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
在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言论中，这是比较生动的一段，从中可看出他对事业团队结构的一种认知，即必须“有高级的，有普通的”两类知识分子参与其间。前者通变时势，有大局胸怀，能够从宏观上参与决策，制定战略，实际上已进入事业的领导层；后者是专业性的，即从事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对党内知识分子，毛泽东同志常以“秀才”称之。秀才也有大小之别。毛泽东同志在前面提到的梁山英雄集团中的军师吴用和善于模仿名人字体的书法家萧让，便分别是梁山上“高级的”大秀才和“普通的”小秀才的代表。
毛泽东同志读史，确也发过一些表面看来相反的议论。所谓“老粗办大事”，即是一例。他在1964年3月提出一个观点：“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读《明史》，他也有极而言之的感慨：“《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发表这样的议论，与毛泽东同志当时对教育和文化界现状不满有关，但也不是随意借古喻今，确实触及到一个规律性问题，即具有统帅之才的集团核心人物，并非只有秀才才行，一些读书不多的“老粗”，也可能会比秀才干得好。但老粗能成大事，恰恰不是因为排斥了秀才，而是重视和重用秀才，并自觉地和秀才们形成互补关系。毛泽东同志当然没有忽视这一点，所以他对刘邦和张良、朱元璋和刘伯温的关系称赞有加，还说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就像是鱼儿得了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政大西南的邓小平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告诫西南干部，离开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爱当军师，汉高祖有张良、萧何，明太祖有刘伯温。我们不能小看这个问题，丢了他们是办不好事情的。毛泽东同志对隋炀帝、陈后主、李后主、宋徽宗一干知识型帝王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脱不掉小秀才的习性，虽肩负治理天下之责，但辨时势、习军政、治官吏，远没有比写诗绘画做文章来得更有兴趣，终不能成为大秀才。
秀才所以成其大，关键在大志向、大胸怀、大见识、大手段，他们重“本本”，但不搞“本本主义”，不把书本知识当“药罐子”，而是紧扣时代的需要来发挥作用，并勇于体验政治风浪，经受得住大起大落、大悲大患的惊吓。知识分子绝不会因为地位高了，权力大了，就会自然成为大秀才的。毛泽东看不起历史上的“书生治国”，在现实中也一再批评“书生办报”，道理或许就在这里。
对于小秀才，如果把他们放在合适的位置，有真才实学而又能够解决现实问题，在毛泽东同志看来，无疑多多益善。明朝冯梦龙纂集的《智囊》里说到，宣德年间一个叫张恺的监生，做了江陵知县。有大军从江陵经过，要他当天送几百个火炉和炉架到军中。一时筹不起，张恺就集中几百个方桌，让木匠把桌腿锯掉一半，桌面中央凿个洞，安上铁锅送了去。不久，军队又来领取一千多个马槽，他又叫来各家妇女，用棉布缝成马槽形，槽口缀上绳子，再用木桩把布马槽填撑开，喂过马后，又可收卷起来，不管军队前进到哪里，马槽都够用了。毛泽东读后批注：“小知识分子有用。”期赏之心，可以想见。
对于有理论修养的秀才，毛泽东同志一贯的想法是要专门培养，期望甚高。
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他甚至提出要举办“秀才训练班”，讲话中又叮嘱：“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在他随后起草的《工作方法六十条》里明确要求：“中央各部，省、专区、县三级，都要比培养‘秀才’。没有知识分子不行，无产阶级一定要有自己的‘秀才’。这些人要较多地懂得马克思主义，又有一定的文化水平、科学知识、词章修养。”毛泽东同志还自己带头这样做。1962年为物色一个帮助看国际资料的秘书，他给邓小平等人的信中提出的条件是：“年龄不要太大，……聪明、诚实、有朝气、有造就为理论干部可能的。”所谓理论干部，就是懂理论，懂政策，善于总结现实经验，深刻分析时代问题，有比较高的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
